大家好，我是卞淑美。应阿信老师的要求，在浩武老师的鼓励下，做了今天晚上分享的准备。认真算起来离开石门坎已经7个年头，所以，可能群里有些伙伴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在离开的7年时间里，我其实很少对外分享我曾经在石门坎支教的经历，因为那些经历在当时的我看来过于沉重，让当时的我没有办法喘过气来，所以特别担心传递的信息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意识。如今回头看看，也的确如此。其实客观事实是真的，主观的感受也是真的。只是看我能抓取到哪些信息了。为了让分享的内容更偏向于客观事实，并能从中找出规律，总结出什么，我将今晚的分享内容定为“从石门坎近期发展看乡村教育发展”，以石门坎新中小学作为切入口来讲讲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哪些变化。
既然要把新中小学作为切入口，那就得把大环境交待清楚，并且要承认因为我所处的位置的原因，我的观点带有局限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个阶段里，我都会提到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一、在当时，乡村教育的需求变化；
二、在当时，*府边界的设定；
三、在当时，最需要的外界支持方式。
在正式分享开始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对我个人有个简单的了解。因为群里的很多朋友只听说过“卞老师”，但“卞老师”是干什么的？她做了什么事情？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我是东北人，出生在辽宁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村子里，在吉林省辽源市长大。读书毕业以后在体制内工作，是一名普通的语数包班的小学班主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身为牧师的大哥大嫂提到石门坎有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需要老师，这个学校有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孩子，都是苗族的弟兄姐妹的孩子，在经过将近一年的考虑之后，我们全家决定离开东北，去新中小学支教。在这之前，我们先到青岛学习基督教历史的短训，并参与当地教会短期服侍训练，然后正式进入石门坎新中小学任教。进入学校之前的自我定义是一名小学老师，在老家是做小学老师，那么来到这里以后，也是一名小学老师。但真正进入之后，发现只有我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所以被迫成为校长，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进到学校的一共有7位老师，有一位老师其实他自己才读了小学三年级，一位老师是初中毕业，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还有一对夫妻是高中毕业，他们一个是苗族，一个是白族。还有一位是中专毕业的弟兄，加上我和我家弟兄这样的一个结构。年，因为一些愿意被迫离开石门坎。离开石门坎后，我其实是进入了商业化运营的民办学校，就是北海国际学校，在那里任小学部的校长，在那里任教两年，年进入佰特教育成都办，引荐我进入柏特教育的是阿信老师，他把我引进之后呢，我把他这个前任负责人拍在沙滩上，成为成都办主任。年，在佰特教育规模化需求比较明显的前提下，我辞去了柏特教育成都办主任的位置，然后转岗做用户渠道落地拓展工作。在这份个人简介中，大家会稍稍明白我为什么确定的分享主题是《从石门坎近期发展看乡村教育发展》了。因为只有跳出来，我只有跳出石门坎这段经历，我才能更加客观并找出些规律，而不是陷进7年前非常多负面的情绪当中去。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年以前的石门坎，我们暂且称这个时期为“自由生长期”。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乡村物资极其匮乏，包括道路、通讯、供电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说，路是“水泥路”，就是又是“水”，又是“泥”的路。然后手机在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需要在高山上才有。供电呢可能一年有10个月的时间停电，石门坎的基础设施是非常的不完善，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当地的整体经济极度落后。这个阶段进入石门坎，入眼能看到的其实用“贫穷”两个字已经不能简单概括了。
以新中小学所处的地区为例：学校在年的时候，由创始人吴彩金女士，她在神学院毕业之后，然后走访在全国比较有名的传教士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她来到石门坎之后，站在两个苗族寨子中间，看到漫山遍野跑着不去读书的苗族孩子，她就特别的有感动说要在这里建一所学校，就是在她脚踏着的那块地上为当地的孩子建一所学校。
乡村建设方面，有个香港的乐施会，它进入到石门坎，在当地建了一个中心，大概花了几十万，在石门坎的街上，建了一个乐施会的三层小楼，同时在新中小学下面的新营在内的苗寨中建立互助社区，我们叫它“新营社区”。尝试设立十户联保的社区小额信贷，就是如果我家有人生病，需要看病，但是没有钱，这个时候只要有寨子里的10户人家联名为你签字担保，你就可以去社区无息贷款，等到以后有钱的时候再还回去。
医疗方面，其实跟新中小学一起被翻建的，还有因历史遗留原因仍存在的“麻风村”。那个时候的“麻风村”翻建和新中小学是一起的。它们都是由新中小学的创始人吴彩金姐妹她去各个教会里面去发动力量，然后建起来的。麻风村后来更名为柳树村。我们曾经在那里也有一所小学。
其实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年以前，外界很多的资源还能比较顺畅地进入石门，这其实是有非常特定的原因，比如，在学校方面，包括我们在内的支教老师，学校只需要跟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报备，告诉主管部门今年进了几个老师，这几个老师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但是学校的学生是必须要参加当地的统考。当时只是在行*上归教育主管部门管辖。但实际上教师招聘、学校的财务收支基本都是独立进行，同时教育主管部门也因为没有钱，它也无法承担学校包括教师生活补贴、后勤费用、维修费用、取暖费用、电费以及学生的教材、书本等等费用。教育主管没有钱，他们自己的学费也收不上来，在那个阶段里，不但新建的新中小学缺老师，其他更偏僻的学校也需要老师。我印象非常深，当时在石门支教的老师不止我们，在高潮村那边也同样存在，那边有位老师叫郑长河，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后来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而在乡村建设方面，乐施会有一年的项目特别的深，它是想促使苗族人把猪圈从房舍中迁出来，因为当时苗族的房子是茅草房，就是一进去之后呢，外面是土的，上面是茅草，人一进去后，一般是一个厅，右手边就是猪圈，就是人、畜是混合居住的，然后有一个木头梯子上到二楼的木板上面，人就住在那个木板上面，所以非常的不卫生。当时乐施会就做了这样一个项目，就是让苗族人把猪圈从房舍当中迁出来。当时的设定是乐施会会提供钢筋、水泥、还有部分的人员费用，当地人呢自己负责在山上去采石头，然后一起去修建猪圈，在实施过程中，当地人把修建猪圈改成了修建民房。乐施会的项目人员顺势做了调整，我们发现在短短1年时间里，新营社区旧貌换新颜。我们年到的时候，我们去县里走访，还有老人住在一面土坯墙，附上一张塑料布遮挡的简易住宅。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家家户户住进了石头房子，就没有再出现老人露宿街头那样的情况了。
所以在年以前，石门坎其实是一个“自由生长期”。那段时间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在那个物资极度贫困的时期里，新中小学变成了一个物资中转中心。同时因为乐施会项目的实施也在当地创设了很好的互助氛围。所以，当时新中小学，加上新营社区变成了让人特别羡慕的存在，比如：在学校可以免费读书、我们有那么多的夏令营，有那么多的活动，老师又都是外地的，文化设备又好，回到社区里面呢，社区又有互助的小组，所以当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社区的一个环境。
从外部进入的资源有：以学校这边为例，当时我们后面的理事会，每年秋季会有义诊，义诊医疗队的医生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医生，他们在广州、或者是在韩国从医，与医疗队一同进入的还有很多大学生，他们会带着学生去做各种活动、晚上一起去看很多很有意思的电影，这个对当时连电都不太通的山区小学校来讲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并且每一年都会有校服的发放，有薄的，有厚的，有时候还会发放一些学习用品，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苗族会生很多的孩子，其实我们还发放过计生用品，发放避孕套，发放卫生巾，很多当地的妇女是不知道卫生巾怎么用，她们过年的时候就会去问那些在外面打过工的人，这些人会告诉她们这个东西怎么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等等。
除此之外，整个理事会还有对整个学校老师的基本的慰问，在自由生长期呢，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还有一些理事会不太清楚的捐赠也在进行着，比如：年的冰冻灾害，那一年有两个月是大雪封山的，它不仅是雪，而且是冰，是无法走路的，我们脚上是要捆着绳子，才能从学校走到街上，然后去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印象非常深，好在当时还储备了一些大米，然后几乎是没有菜的，就是有一些土豆，任何的菜都没有了。那一年，我跟青岛教会那边公开募集了棉衣，这些棉衣一半新一半旧，因为教会是在工厂的周边进行服侍，所以捐过来的棉衣，新的是新的工服，旧的是二手的棉工服，以保证新营和中寨每家都能领到新的棉衣。比如：冰冻灾害那年道路解封以后，乐施会整车的大米就会运送到寨子里进行发放。在自由生长期里，还有就是很有特点的，我估计群里有一部分人知道的一个孩子，就是石门乡团结村被接到外面救治的孩子叫陈明勇。上个月他刚刚完成了自己18岁的成人礼，当时我在大理培训，所以我让我家弟兄到现场去参加了，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腰部以下瘫痪的孩子，被柳世聪弟兄发现以后呢，就开始在外面去寻找相应的资源，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参与了这次的救助，包括我们后面理事会这边的弟兄姐妹，还有华西的一个医生，还有川大的一个研究生，还有天津的一个急救中心的护士等等一群人去把他抬了出来，先在昭通做了手术，医院常规护理，在护理的那几个月时间里，他基本生活的供应、购买，都是我会买了给他送过去，然后我定期地过去看这个孩子，跟这个孩子聊天，所以直到现在，这个孩子还能够想起我，偶尔我们还会去看他一下。后面这个孩子被接到厦门进行康复训练，在送回团结村生活半年后旧疾复发后被柳世聪弟兄接到成都，现在仍然生活在成都。
在这个自由生长期呢，我们还能非常自主地去做一些决定，比如，刚开始到学校的时候只有两栋房子，我们为了改善学校的环境，当我们手里有一些积蓄，就是除了人员工资之外，手里还有几千元钱，我们就会考虑要不要做一个基本的环境改善，我们自己去市里买水泥，车在半路坏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新营社区里的老主任会找老乡主动出义务工帮忙转车，哪怕是在后半夜，他们也帮我们把这辆车转到另外一辆车上，看到我们那么辛苦要把水泥运到学校要修操场，社区的韩主任情绪非常激动地说：“你们是来教书的，干活这些事情让我们来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就是我们老师在上课，然后寨子里很多的人，他们会家家户户分工，每一家几包水泥，把它们运到我们空的教室里，然后用来修我们后面的篮球场。篮球场的石头从哪里来呢？篮球场的石头其实是我们把下面的那个斜坡挖了，挖完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足球场，出来的石头，我们把它打碎，然后铺了上面的篮球场。这些事情其实全部都是由寨子里的学生家长，包括一些没有学生的村民，他们也会主动上来帮忙。除了修保坎这些比较需要手艺的事我们支付了一些费用之外，其他的基本都是处于义工。
在野蛮生长的阶段，就是自由生长期还有其他的很多情况，比如：在石门教会，相信到过石门坎的人都会去过石门的教堂，这个石门教会的传道人在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直接给我们安排了讲道的轮流值日，他认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有知识，有文化，就可以来教会里面牧养，为此，我们还非常认真地去权衡过利弊。如果我们真的站在教会里去做讲台服侍，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讲得对吗？就是从我们个人生命状态来讲，我们讲的内容真的对吗？如果讲错了是否会把人引向不对的方向？第二，主管领导允许吗？我们的主管部门当他知道你即在学校里面教书，也在教会里面去讲道，你的身份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所以，我们就会想这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正常发展呢？最后我们选择了协商，我们还是没有去做教会讲台的服侍工作，我们退下来，但我们会在外面去为教会寻找主日学的教材，并扶持本地的传道人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被盯得很紧的。还有，比如：当地的人口普查，会电脑的人不多，我们这些外来的老师会被调到中心校去一起帮忙做各种资料。我们会发现，刚刚说的这些情况，在当下都是不可能去做的。在“自由发展期”内，需求特别的明显，缺钱、缺物资、缺学校、缺老师，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解决问题的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当时真的是太穷了。那段时间，但凡是有机会出去，我就会告诉别人，我们很穷，我们缺钱，能不能多帮帮我们。需求会讲得非常清楚，比如我们要修一个操场、我们现在缺钱、需要两个老师的生活补贴，给钱我们要，给物资我们要，给人，尤其是能带着资金支持的给人我们更高兴。比如有一些教会会差派两个人过来，这两个人的生活补贴也是由教会那边去支持，我们会特别特别的高兴。
在自由发展期内，最大的特质是境外机构较多，比如：香港的乐施会，它是在香港注册的，它解决的多为生存线上的基本问题。国内的机构属于野蛮生长期，大家是凭着热情和爱心去做事。在刚刚的对比当中，以新中小学为例，我们义诊也接，我们物资也接，救助也接，资助也接，但是你会发现象当时的境外机构（如乐施会），他们就做得更规范，对问题的观察和解决也更有效。比如：之前提到的新营社区猪圈建设最后变成了人居住的房子，他们花了最少的钱调动了当地人最大程度的参与。这就是叫野蛮生长期或者叫自由发展期和规范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自由发展期它有它的好处，好处在于各种各样的可能都会让你去尝试，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违规，其实当地的主管部门是默认并且接受的。
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无论是人员的救助，还是这些物资的捐赠，或者是到当地的探访，包括给老师生活补贴，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特别特别能抓住人心的，直到当下，都还是会有很多的人会说如果我们给公益机构支持，我们仍然希望说这些钱可以直接作用到孩子的身上，变成他们的校服，变成他们嘴里的饭，变成他们的学习用品等等。我们会发现，直到现在，大部分人的捐赠仍然会更倾向于在自由发展期的这个阶段。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现在要发生一些变化。
接下来要讲的是硬件投入期：即年-年，为什么说年这么明显呢，就是年大家都会知道“汶川地震”。人人都说，年是中国的“公益元年”。那一年，对于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新中小学的孩子们从被捐赠的对象，变成了进行掏出自己的零花钱开始捐赠，我印象很深的是地震那一天，我们也是有感受的，我当时是在带小学六年级，印象很深，就是孩子们在做试卷，我在门口那里批改试卷，突然之间觉得头特别的晕，我说我怎么了？我生病了吗？他们说：“不是，老师，是地震了。”然后我就开始跑到操场的中间，大声地喊“楼上的孩子赶紧下来”，那个时候，就是你站在操场上，你都是非常明显的那种摇晃，你也可以看到学校的那个教学楼特别摇晃的很厉害，我当时很担心万一楼塌了怎么办？真的是上帝保守，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从那一刻开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