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记忆
作者：郝寒冰12岁的作者，年上北京大串联那年初春，家里的日子过的非常不好：此时正逢“四清”和“社教”运动末期，“文革”尚未开始，一封来自陕北老家“有关部门”的公函证明我的祖父当年因为“叛变投敌”而被红*所杀。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治生态下，这可是天大的问题！父亲当时担任着自治区公安机关*治部主任，就地成了“与我有杀父之仇”的“阶级异己分子”。单位主要领导非常严肃地问：“为什么要长期隐瞒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父亲老实回答说祖父死时自己年龄太小，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说不清楚；再则自己也并没有对组织隐瞒——当时陕北此类情况太多太多，根本没有人把这当回事情。现在既然上级认定是“重大历史问题”，自己作为*员，无条件的服从组织调查处理就是了。公允地说，当时的厅领导班子是很有*策水平的，经过研究，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比较特殊，既不能严肃处理，但也不能不作处理，在把情况上报给自治区*委的同时，让父亲暂时停职，下派到全区最边远的固原地区泾源县——就是民间传说“魏徵斩老龙”的那个地方搞社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夜之间，院里的小伙伴都知道了此事，翻脸逼脱裤子还快，都不跟我玩了。真是祸不单行，我那时是银川师范附小五年一贯制五（1）班的学生，面临毕业，信心满满的准备考中学。突然有一天我的右腿生疼生疼的，而且变得红肿透亮，无法行走。身材廋弱的母亲背着我走到米外的公交汽车站，搭上车医院。经过拍片诊断，几位有经验的大夫一致结论：急性骨髓炎。医生严肃地告诉母亲：这种病目前非常不好医治，两个办法：一是保守治疗，需要每天注射若干支的青霉素和链霉素，费用昂贵，但后果如何我们不能保证；二是截肢·····母亲的精神当场就崩溃了，放声大哭，我傻不愣登的看着他，虽然不知就里，但心里已经明白大事不妙！这时医生已经在催：时间不等人，何从何去，快下决心。我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又没有文化，早就乱了方寸，只能回答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医生让现在就和父亲沟通，可是，父亲现在哪里？母亲既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法联系，那时六盘山区的人民公社哪有电话？就在焦头烂额之际，又一个与我患同样病的孩子被推了进来，他的双亲都戴着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听罢大夫的意见后，非常冷静地做出决定：截肢！我妈却不为所动，坚持保守治疗。大夫让她现在就通过医办的电话和我爸商量。不提还好，一提父亲，母亲放声大哭。大夫似是觉察出其中必有隐情，沉默不语。那个孩子的妈妈好意劝告母亲：大姐，保命要紧，二选一只能如此。我妈说。你的娃娃怎么办我管不了，但是我的娃娃我做主，他才12岁，锯了腿，一辈子就完了！要锯就锯我的腿！我就不信老天爷对我家这么不公道？医生，你一定要把我家娃娃的病治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有完！大夫苦笑着说该讲的我们都跟你讲了，你要坚持不听也罢，我们就采取保守治疗，不过你是不是要写一个承诺？母亲说：不写！我不识字！你们想套我？我才不上当哪！我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说那个话！但是你们要是不给好好治，我就写信向毛主席告你们！唉，哪一刻，连我都脸红，没文化真要命，现在回想，这算不算是一种“医闹”哪？客观的说，那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不高，基本上都生活在惊弓之鸟状态之中。许是被我妈的气势给镇住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医院床位有限（不知是真是假），我回家治疗，医院每天派人上门打针，每个疗程结束，来医院拍片检查。就这样，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个名叫“小王”的女护士每天上下午准时来我家，每次各打青、链霉素两针。我也因此休了学，非常痛苦。病当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考不上中学怎么办？多亏老同学陈力（未来的宁夏自治区纪检委秘书长）每天下午放学后不辞辛劳，来我家给我补课才让我没有拉下太多功课。到6月底，病情有了好转，母亲背着我到学校参加了语文、算术和常识三场毕业考试，成绩都是80多分，终于如愿以偿的考入大名鼎鼎的银川二中。当然，说“考入”其实是半真半假：说真，是说我在患病差点要了小命的情况下坚持看书学习，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易了！说假，那是因为我们班里比我考得好的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文革”的爆发，许多同学的家长一夜之间被打成“牛*蛇神”，立马就祩连到了无辜孩子，不少成绩优异的同学因此而被“啪死”，名落孙山。“文革”让我们一代人在“情商”上变的低下，但是在*治上却变的异常早熟——由于每个人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我们小小年纪，对各自的家庭是否有历史问题以及能否尽快落实*策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