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截止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亿万人(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现役*人，不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侨)。而近段时期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争议的北京、上海所谓的“赶人”*策，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事实。
然而，不知你有没有发现，与北京、上海严控城市人口规模的趋势有所不同，神州大地很多地方如今正在上演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抢人大战”：年2月，多地再现“用工荒”，各地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人才；近期，武汉、长沙、成都、济南等多个省会城市或重点城市纷纷开始抢人，送户口、送钱、甚至送房，一项项大手笔令人咋舌。
“赶人”与”抢人”,这些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哪些深层次原因？人口，究竟是资源还是负担？
流、留、赶、抢
年以后，北京、上海相继收紧了赋予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权利或福利，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外来人口。
数据显示，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数减少14.77万人，是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常住外来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减少15.1万，是18年来首次减少。专家认为，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说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策取得了成效。从不久前先后获批的北京、上海城市总规划来看，北京提出的目标是到年控制在万人以内，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海提出的目标是到年控制在万人左右。
京沪在淡定“赶人”，深圳及二线城市却在积极抢人。
根据年第一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人口吸引力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广州、上海、东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郑州。
其中，深圳的户籍人口增长最为迅猛。根据深圳统计局公布的年“统计公报”，截至年末，深圳的户籍人口是万，但年达到了.8万。也就是说，年深圳增加了接近50万户籍人口，增幅高达14%！
对此，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的解释是：对于广大非户籍人口的“低福利”条件，人们竟然甘愿接受，他们看重深圳的是什么？是深圳给每一个前来者以公平对待和选择自由，他们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打拼出一个新的前途。而当这样的人口组成了一个近两千万人的超大城市，就更加公平和自由，什么人间奇迹不可能发生？
此外，广州、武汉、郑州、成都、长沙等重点城市近年来每年流入人口也在20万—50万左右。年以来，以武汉、成都、长沙、西安、济南、南京、杭州、郑州、青岛、厦门、天津、重庆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全面降低落户门槛，还施展出了租房购房补贴等各种奇招。事实证明，这些城市对人才的吸引是成功的。智联招聘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届大学应届毕业生签约这些城市的比例与北上广深基本持平。
特大城市人口“溢出”，让一些二线城市迎来承接一部分大城市转移人口的利好，而东北地区及一些中小城市却处于另一种窘境——由于人口的净流出正在面临“人荒”。
有分析认为，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分化严重，其背景就是三四线城市缺乏人气，人口规模形成不了经济集聚效应，缺乏就业机会和薪酬上涨空间，人口外流让房价失去支撑。对想流动的人口来说，在这些地区落户缺乏吸引力，还可能会有损失(农村的土地和“新农合”的参保权利等)。
以广西北海市为例，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估算在70万以上，根据规划到年中心城区要达到万人。“最大的困难是人从哪里来。”北海市建设部门有关负责人说，北海年人口增长率超过1.5％，尽管当地放宽了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年落户人数仅为人。
事实上，一些地方不仅面临引进人口难，还处于人口净流出的“失血”状态。福建省沙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规划到年沙县城关人口要达到29万人。“现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从事小吃行业，人口不净流出就不错了。”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也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而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
近两年，东北人口外流让“东北经济失速”、“断崖式下跌”、“逃离东北”这些词在网络上颇为流行。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东北多数时候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年后更是成为“中国工业的摇篮”。然而，近些年来东北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1月3日，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东北再度告急》的文章中认为，东北地区面临严峻恶化的人口形势是经济失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引用国内某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东北地区净流出万劳动力。此数据是对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即10年间总共流出万人口，平均每年在20万人左右。
一些曾经辉煌的地区已难以留住人。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超前规划的新城建设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多个。国家行*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国人口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即便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上涨，城镇化的主要增量来源于进城农村转移人口。考虑到进城意愿、落户能力等多方面因素，预期到年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占进城农村人口的1/3左右，“规划多个新城新区，谁来住？人从哪里来？”
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经济
从古至今，人的流动性活动一直在发生。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流动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国家卫计委预计，到年中国流动人口将逾3亿。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后，则是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统计局报告也表明，经济是造成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以北京为例，尽管北京在疏解人口方面采取了地铁涨价、清理群租房、非京籍入学条件收紧、北京高校毕业落户标准越来越高、大型批发市场搬迁、整治“穿墙打洞”等等一系列举措，然而很多外地人还是前仆后继地来到北京就业，，原因很简单，这儿能挣到钱，回到老家挣不到那么多。
一组数据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65.7%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
主要来源地人均GDP普遍低于北京人均GDP，其中河北、河南只有北京的不到三四成，差距最小的山东为北京的六成左右。
此外，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高新技术产业就业机会上的差距同样较大。北京上万家高新企业为上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主要外来人口来源地中，河北省会石家庄和河南省会郑州均处于绝对劣势。
以上现实情况也是这个城市“蚁族”、“鼠族”、“井底人”存在的最好注解。
“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因素，就业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人口的流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教授侯建明也认为，东北地区的就业岗位少、收入水平低是人口大量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些年的研究发现，流入东北人口的收入远远低于流出人口的收入。另外，随着*策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宽松，人口流动的成本越来越低，也是导致东北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表明，“十三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将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
海通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分析师姜超认为：人口迁移实际上相当于一次用脚投票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都是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人口集聚的背后其实是产业和资源的集聚，驱动人口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具体而言包括工作、收入、环境、社会资源等等，在这些方面大城市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国内来看，尽管人口流动放缓，但一二线城市无论是常住人口增长，还是外来人口占比，仍远高于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能够提供远超三四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
另外，热门二线城市的宽松*策和较好资源以及中西部地区对东部产业的承接也促使了人口的流入。
和人口流动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中部、西部崛起。9年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比东部地区年均高出了2.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年均高出了3.8个百分点。这使得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较快增长。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在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排名中，重庆、成都、武汉、西安、长沙、合肥、郑州等内陆省会城市的排位在显著上升，显示了其对流动人口的吸纳在大幅上涨。
《中国迁移人口跟踪》报告也显示，二线城市、中部地区人口增长较强。天津、长沙、郑州、武汉、银川、厦门最近三年的常住人口累计增幅在5%以上。从非户籍人口比重来看，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均为全国或区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大多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除了4个一线城市，还包括8个二线城市和8个三四线城市。其中，广东有5个，分别是广州、深圳以及毗邻的东莞、中山、惠州；江苏有4个，为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
专家认为，这与产业布局调整有关。随着国家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步由经济发达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带一路”的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的扩展也为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城镇化建设速度在加快，二三线城市的就业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区域经济与周边城市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人口的迁徙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种种契机之下，不少二三线城市的就业需求得以增加，此时大力引进人才适时且必要。
外来人口：资源还是负担？
从历史来看，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大量的流动人口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要素流动，受传统思维及户籍制度等的制约，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涵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统一规划，造成流动人口融入困难，也对城市管理带来了各方面的挑战。大城市病是因为人口太多造成的这一想法，直接导致大城市出台控制人口规模的公共*策。
一个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口集聚增加了城市治理的难度，产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拥堵、治安混乱、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等，以及城市规模太大带来对社会稳定的挑战。这些压力使得各级*府往往都较为排斥大城市人口进一步集聚。这是年末以来分类管理城市规模、“有序”城镇化的背景。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人们向中小城镇转移。对于京沪一线城市的控制*策，赞成者如是说。
反对者认为，水资源、土地供应、交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紧张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得到改善，以资源和环境来计算人口承载极限，往往经不起推敲。“大城市病”的确日益突出，但人口太多只是替罪羊。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直言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当大城市在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府部门当初对于人口增长的趋势缺乏科学判断造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增加城市的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这些短时期内不可能取得成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曾表示，对于人口的涌入，一线大城市一直采取用挡的办法，这是挡不住的。这是目前这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有些城市人口还在大量地流失，有人愿意到你这个城市来，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估计若干年以后，各个城市都是要争人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陆铭把北京、上海和纽约、伦敦做了一番分析和对比：
纽约：截止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伦敦：年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种英国人比例从1年的58%降至45%。
而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在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就太多了。
他直言，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人口结构未来变成纽约、伦敦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能引领中国，代表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台竞争，你首先要吸引的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城市的人口结构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离建设全球城市的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表示，过去，很多城市把外来人口当作洪水猛兽，希望用各种限制要把外地人挡在门外，随着人口红利的减退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的主*者才纷纷意识到，外地人不是城市的负资产，而是城市发展坚定的正面力量。他认为将人才补贴的门槛降低为本科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要知道马云、马化腾、丁磊在创业之初就是一个个普通大学生，像深圳、广州、长沙这种普惠度高的人才*策很可能会惠及到未来的马云。
陆铭还表示，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之间互相协作，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吸引的大学生越多，越需要有低技能劳动者跟他们去配套。低技能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降成本的角度来讲，有利于降低城市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城市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技能的劳动力，只要能够在这个城市就业，他就为这个城市在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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