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我生在无锡,我们无锡很多都是东林*的后代。东林*人在亡国以前,已经看得出来明朝非亡不可,他们想要救亡。后来许多人都牺牲掉了,被锦衣卫抓去了,很多人从此噤若寒蝉。但这些人传学问、互相讨论,一直没断。江南太湖地区、杭州地区就是当年东林复社知识分子活动的地方。无锡是特别的地方,江南的文风盛,没话说。无锡不注重科举,不注重斯文。常州状元、宰相一大把;苏州私人画家潇洒得很,庭院过日子舒服得很;无锡人念书是为了念书。我的爷爷一辈子喜欢数学,他宁可不考科举,他玩数学。我的曾祖父自修医学,到后来变成有名的儒医,四乡八镇有人派船来接他去看病。他替人看病不要钱的,看着看着就替我的祖父娶了个媳妇,是他其中一个病人的女儿。所以无锡的实业家出得多,数学家出得多,江南造船所里,技术员有十来个无锡人。士大夫的世家不高高在上,一样可以参加实务工作,所以无锡实用之材比别处多。无锡的士大夫实际上有个不成文的组织。有个小公园,叫新公园,里面有个茶馆,叫清漪茶社。士绅们在那里聚会,每天早晨吃完早饭,谈话到中午。这个士绅集团热心公务,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需要钱,士绅们一吆喝,各行各业支援,为公家服务,修路的修路,挖运河的挖运河,排难解纷,解决问题。城里有一个寺庙叫南禅寺,里面有个学本事的地方,习艺所,无业游民就往那去,有吃有住。公家的事情、私家的事情需要人力,往那去叫人。寡妇有寡妇堂,弃婴有育婴堂,冬天有冬赈。老太太们负责捐钱,老太太们一有决定,给儿子们一吩咐,钱都出来了。这种自治,江南不止无锡一处,嘉兴也有同样的制度。士绅管县,士绅是没有选举的议员。现在我想起无锡,最想回到太湖边。两岸恢复交流以后,我父母一直怀念故乡,他们吩咐我们说,他们不要在台湾下葬,所以没有挖地,用水泥的盖子盖在灵柩上,叫浮厝。等到两岸相通以后,我们把他们的骨头请出来,收拾好,化成灰,奉送回去,在无锡的马山公墓安置他们。金承志我记得很清楚,我对我奶奶的第一个记忆是她把我抱在手上,望着天上的繁星,跟我说哪个是牛郎,哪个是织女,星辰是什么,银河是什么样的。我的家人给我的第一波知识都是特别美好的东西。我再长大,读小学以后,搬到工业区去居住。那个天是红色的天,但是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小孩子也不懂,就觉得红天好酷。我妈喜欢种桃花,我家不管搬到哪,门口或院子里都会种一棵桃树。春天到了,我爸跟我伯父在花树下饮酒,喝白酒。有一天,花瓣飘到我爸的酒碗里面,我爸一饮而尽。可能每个人对于美的体察不一样,我觉得那一瞬间是非常美的。
工业区里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厅,录像厅,马戏团,奇怪的传单,斗殴的街头,杂乱无章、充满烟酒味的桌球台。温州那个时候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会形成各自的帮派,比如江西帮、广西帮、河北帮、河南帮,还会斗殴。我们厂子里有一个员工出去巡视,惹了当地一个帮派,一群人冲到我们厂里面乱砍乱杀。那时候我在四楼,拔了一把生锈的剑说,你们不许进来。我当时小学三年级,觉得要是他们进来,我先以命相搏,如果搏不过,我就自刎。这种场景一直贯穿着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有的时候特别美好,有的时候又特别荒诞。毕赣凯里是一个历史不长的城市,据我了解,人们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过来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东西。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城乡接合部的那些东西就算老的了。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没变过,从小到大我都走这条路,走了无数遍。我从小时候就住在这,住了好长时间,有三十年了。凯里应该没有哪种主体性的经济。*府设想的经济支柱应该是旅游吧,每年因为苗侗文化来旅游的人挺多。这儿的苗族或者侗族文化影响了我对文化的接受度。我从小就不会觉得只有一种文化。上学时在班里我是苗族人,但在家里,生活和汉族没什么两样。在我们身边,苗、侗、布依,各种民族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对文化从来不会有什么局限感。在电影上,我会觉得什么样的电影都是好电影,所以拍电影的时候挺自在的,不会觉得非得怎么做。所以电影里我的这种空间感其实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我生活的地方确实如此。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拍戏的逻辑也应该是这样的。视觉上,视点随着空间的变化而转换,比如坐在车上,一会儿变成全景,一会儿变成近景。后来我隔三差五带小孩来,他也很喜欢来这边。我太太来凯里时,她问我为什么你们这边老是上坡下坡。她说这句话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她说完我才发现,还真是这样。唐诺我在宜兰出生,可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台北人。我甚至常说,台北是台湾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地方,它不大,丑丑的,但这些年来整理得还算干净、宜居,跟世界的关系也还算丰富。它有一点凋零,有一点没落,我跟天心的看法一样,觉得台北是一个渐渐熄灭的城市。台湾因为中国现代史的风云际会,方出现在一个奇怪的历史位置。这样一个小岛,除了宗教战争以外,有关现代性的重要辩论、冲突、问题全部在这里发生过。等到历史浪潮过去之后,它好像又被打回原形。台北好像很早就走过了它的高峰点,在慢慢地往下走,毕竟它的历史位置是在纵横的势力底下交锋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的地理重要性。这样讲好像有点挽歌的味道。在这种状况之下,年轻一代开始不关心历史,不关心世界,有一种虚无感,觉得只要好好活着就好,就是所谓的“小确幸”。但在我们当时不是。我们求学的时候,一般学生的世界史知识是足够的。事实上,在上升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和你有关系,甚至你是可以参与的。但现在,台湾慢慢就会回到一个所谓的小岛的思维。从历史上看,台北像做了一场梦。你很难想象,在历史的夹缝中,在一个这么边缘的地方,曾经好像开出过一朵奇怪的花。这一代人,我、朱天心、朱天文、张大春,我的朋友们,我们曾经认认真真地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过活,但也知道,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说的,太阳会烧完自己,世界末日会存在,一切都不会留下来。《大唐西域记》里有两句话非常动人:“去圣邈远,宝化为石。”玄奘一路走去,一个一个城市,那些房屋,那些城墙,变成废墟,又都被自然收回。从长远来看,就是如此。台湾可能也一样,历史的风潮会过去的,人们也会离开的。这并不是嗟叹,而是说你必须要在这样的意识里继续工作。李诞我家是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我出生的地方更偏僻,锡林浩特在中部,离它特别近,三百公里,算是比较大的城镇。那个地方原来没有的,后来他们在草原上勘探,发现了烧碱,就是蒸馒头用的烧碱,就凭空建造了这地儿,我爸妈算是去支援建设的。他们从锡林浩特过去,但不是从锡林浩特城,他们不是城里人,是锡林浩特旁边的平岭山牧区的人。所以我的童年就是上学在矿场,暑假在草原。现在想起来,我对那个矿区的印象就是萧条。我经历过矿场最繁荣的时代,鼎盛时期它是一个大国企。九十年代,我们在内蒙古的草原深处,是可以吃到新鲜海鲜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矿场开采得特别快,很快就萧条了。我爸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导致他现在经常郁郁寡欢。他虽然是个内蒙古人,但是他的经历有点像东北人,经历过所谓的“下岗潮”。名义上是“被兼收”,我们被东胜那边一个很大的上市公司兼并了,很多厂矿本来的员工都被开除了,渐渐轮到我爸他们那一批管理层。我在小说里写过,一开始是什么都有,最后就变成狗比人多。于谦我喜欢看写老北平那个年代的人文的东西。我感觉我会特别融入他们那个氛围,会很自在。我在旁边听着所有人聊天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那种语言的结构,那种北京人骨子里的幽默——北京人这种语言特点和习惯,很难形容,你只能在氛围里体会。北京人说话,实际上跟那个高级幽默紧紧相连。但是现在那氛围没有了,就跟养鸽子似的,大杂院、四合院都没了,养鸽子的环境也没了。现在可能电视剧里面一飞鸽子,一出来红墙绿瓦,有*人打鼓,就代表老北京了,但是它怎么能代表老北京了?我是大杂院长大的,所以对那个老北京氛围特别接受。那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有矛盾都没关系,大杂院里这家跟那家打架了,都很正常,如今想想还挺亲切。不像现在,谁也不认识谁,住一个楼里,碰了面,点点头,你也不知道他几楼的。有几家关系好的,各家谁炒了菜,给谁送点去,包了饺子,给谁端过去一盘。夏天的晚上吃饭,搬个小桌在外边,老爷子喝口酒,看看孩子这么一闹一玩,那时候咱说坏人也少,孩子成批成波就天天在胡同里面跑。现在哪敢啊,车也多,人也多,坏人也多。姜文《侠隐》里面的确有一些需要回味的东西,张北海大哥写的干面胡同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很近。我住在内务部街,内务部街南边是史家胡同,史家胡同南边就是干面胡同。这儿有非常意思的地方是,北京很少有什么胡同以街命名,它不叫内务部街胡同,就叫内务部街。我从一九七四年一直住到前不久。从十一岁一直到三十多岁、接近四十岁,我看着那个院子,不断对它有新的认识。当我不断对我的未来和过去有新的认识的时候,就不断对张北海的《侠隐》有新的认识。通过十年的时间,我认为我可以掌握它了。我住的那个地儿是内务部街11号,所以我让主角李天然回北京以后住的就是内务部街11号,因为干面胡同没这么好的宅子。这宅子好在哪儿呢?六公主府,是光绪的六闺女嫁人后住的地儿。在她嫁人之前,那儿本来就是明瑞府。明瑞是个大将*,立过很多战功,他的二儿子继承了爵位,是他们满人当时比较高的爵位。她嫁过去的时候,她的老公还没沿袭这个爵位,所以就有一段时间叫六公主府。我小时候不知道那是总*的大院,只知道当时是总后勤部,后来又叫总*敌工部,住的全是部队的人。但是这院很有意思,还住了很多搞艺术的,包括后来考上音乐学院的,弹钢琴的。这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情况,但我并不知道它的历史。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六公主府。到了民国的时候,大概一九一六年还是一九一八年以后,民国不给他们钱了,他们就开始卖东西,卖给一个盐业银行总经理,他把东西藏在我们院的后山洞里面。我们小时候老去那洞里玩,洞里没有电,各种曲里拐弯都是石头。那时候胆也大,什么都看不清,凭记忆摸着走。据说后来博物馆很多东西,都是从那里搬去的。小时候白在里面混了,我们一直以为那是防空洞,但它不是防空洞,它是藏宝贝的。还有我住的那个地,才逗呢,这房子叫双连塔,就是两个屋脊,中间一个凹槽,凹槽里长了好多草。我们小时候就上去玩。上面屋脊上画了好多老画。人家看不懂,就当“四旧”给喷白了。后来听人说这院子叫听雨轩。后来又查资料,曹雪芹来北京就住那儿。这个老北京在我脑子里复活之后,里面的这种历史的渗透就开始不断滋生,变得非常有质感。金宇澄这里的格局是,有一个弄堂,以弄堂作为交通要道。这些房子现在都破败不堪了,我那天来看房子(金家老宅),也大为惊讶,这里原先都住满了人,人走了以后就变成这样了。我到了这里以后特别茫然,因为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
我没考证过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回望》里边提到过,我祖父的母亲在这里买了房子,原先是谁住的不知道。我祖父的母亲,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儿子住到黎里镇来。我祖母告诉我,我祖父的母亲买下这个房子以后,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因为这个地方离太湖非常近,太湖的强盗经常会来这个地方。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些人,把家里洗劫一空,因为他们知道家里很有钱。老太太就说,还可以,她住进来以后就在天井那边放着一个缸,缸里面放着元宝,她说这是她唯一的财产。既然家里没东西了,她就把这个缸给挖出来,一挖出来就发现这里面根本就不是元宝,是一缸赤链蛇——江南特有的蛇。她当场就哭了,她说,金家要败了。我祖母是在60年代过世的,她会告诉我一些过去的事情,我觉得时间一长,这些东西都变成神话了,想想也不大可能,为什么这些蛇都躲在缸里面呢?
院子里这棵树我是认识的。这棵树是野生树,结的果子像杨梅一样,是江南特有的树。小鸟吃了果子在这拉屎以后,树就长出来,这说明这个园子是没人管的,因为园子里是不可能种这种树的。等到夏天的时候,这树就掉下很多红色的浆果,这浆果也不能吃,很邋遢、很难看。这个树的树龄也不会很长,时间一长它会自己倒掉,所以这棵不是我祖上人种的,这是野生的。当然,现在它这么大了,以后可能也就把它留着。我们人也就像一张树叶一样,落下来就飘走了,就没有了。所以记录是蛮重要的,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记下来,像这个房子、这么多的场面,我们根本不知道。
*八九十年代的南平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小时候我父母都很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婆家。她家后面有一片山,放学后我会跟小伙伴一块儿上山挖竹笋。山上还产紫水晶,我会到小溪里找水晶石,还会摘一种叫“红泡泡”的野果。大人都不让我们吃,说有蛇爬过。我觉得特别好吃,大人不让吃,我们更想吃。长大后在超市看到这种水果,才知道原来它叫红树莓。我记得城里有一条江叫闽江,从城市中间贯穿过去。江边有很多黑色的吊脚楼,我们也叫它虚角楼,非常美的建筑。后来因为城市规划,全部被拆了,拆掉了一部分记忆,特别可惜——当然也是考虑到发洪水,我们那儿年年发洪水,跟玩儿似的。《龙猫》对乡下景色的描绘,让我一下想起我的故乡。那就是记忆中的模样,可是回不去了。现在我外婆家都被拆掉了,外婆也不在了,外公也不在了。策划:刘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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