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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非》，周伦佑、董辑或者龚盖雄
文/樊子
一
樊子说他缺少给周伦佑先生一次道歉的机会。
因为肝火旺。
知道樊子的人很烦此人经常拍鲁迅的马屁，鲁迅肝火旺，但在《野草英文本序》告诫樊子“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樊子放弃了去写很多诗人的嘴脸的机会，挑诗坛最荒芜的小径走，抱青松，卧山岩，观清澈之溪流，颂高雅之诗。
但樊子绝对不算一个高雅的人，不龌蹉，也高尚不到哪里去，有时候难免会误入很多不该去的地方，比如豹子睡过的山洞，老虎撒尿的草坡，狗与狗咬架的山崖。
委实说，樊子有劣根性，喜欢围观，喜欢围观狗嘴会念诗的狗与狗的咬架。
挑诗坛最荒芜的小径走又有围观狗嘴会念诗的狗与狗的咬架的心态，这对樊子来说也是莫大的讽刺。
樊子去和周伦佑先生喝酒之前，差一点被两条“狗”咬了，年5月25日晚，樊子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健康顾问齐飞龙先生一起用餐，老朋友见面，樊子让齐飞龙先生把脉，齐教授曰：“肝火旺。”
宴毕，樊子在深圳西乡地铁站B出口不远处突遇两个醉汉在欺负一个摆地摊的女子，见一醉汉踢翻摆地摊女子的摊位，另一醉汉在污言秽语骂此女子的地摊挡住他们的路，樊子怒火心中起，疾步上前去制止，一醉汉一拳打向樊子，樊子一闪，那醉汉用力过猛，直接摔倒，另一醉汉见状，迅速从地上拾起一块砖头要砸，危急时刻，樊子马上掏出证件，俩醉汉突然一僵，醉眼凑近一看，撒腿就跑。
如果樊子当时挨了一个砖头，受了伤或一命呜呼，也不会过几天就见到久仰的周伦佑先生。
二
虚惊一场后，樊子暗自总结：狗嘴会念诗的狗与狗的咬架，不会拿砖头去砸人的，狗嘴会念诗的狗嘴巴里会喷出大粪的味道。
但樊子从来没有说过周伦佑先生像狗嘴会念诗的狗，这点鲁迅尽可以作证，因为樊子至今没有搞懂鲁迅的“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所以鲁迅可以作证，以樊子这头蠢驴的情商绝对不会去说周伦佑先生像狗嘴会念诗的狗。
周伦佑先生在樊子见他的诗会上发言，先生开场白说有良知的诗人要拒绝参加诗歌活动，拒绝在官方刊物发表。周伦佑先生紧接着斯文地说，其刚刚参加了一个重要的诗会，马上赶到这里，周伦佑先生紧接着又说刚刚XX报纸刊登了他的关于“非非”的重要文章，在座的诸位一定认真学习啊，然后呢，然后呢，樊子肝火旺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夺了周伦佑先生的话筒。
樊子当场云：周伦佑先生应该用自己的左手抽一下自己的右嘴巴。现场是，周伦佑先生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去拾块砖头来砸樊子。
年8月21日，北海先生来深圳，和樊子吃饭，北海先生在席间大声说：在官方发表诗歌的诗人不是真正的诗人，和作协做妥协的诗人的诗歌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北海先生紧接着说刚刚广东某报纸报道了他卖诗集的情况，紧接着又说广东作协某杨领导对他非常关心，樊子用手摸摸他的额头，看他是不是发烧了，在说胡话。
北海先生于年3月26日不幸去世，樊子心情非常悲痛，因为樊子当时用手摸摸北海先生的额头，北海先生竟然发出沧悲的笑声，然后自罚三杯酒。
樊子在北海先生去世后，多次净手焚香，给北海先生道歉。
周伦佑先生还活着，樊子也烧三炷香，向周伦佑先生道歉。
三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22节有“*眼”出现，“*眼”为嫉妒之意。樊子在年7月对“非非”就有过“*眼”，——
读《非非》创刊号
闲来无聊，翻开手头的《非非》创刊号。一字一句，认真读着年5月出版的《非非》创刊号。在该刊第78页的《编后五人谈》我看到了杨黎的话：“第二浪潮以即将问世的《汉诗——》而宣布告终，正如第一浪潮以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而告终一样。作为参加了第二浪潮并提出了这一概念的伦佑君，以他独特的预见，提出了新的挑战并适时的推动了这场以非非主义为先锋的第三次浪潮运动。”短短的几句话，我注意到杨黎的“告终”、“浪潮”、“主义”和“先锋”等词语。在诗歌旗号满天飞的80年代中后期，非非无疑是策划、操作相当成功的市场性诗歌流派之一。这里，我所说的市场性是指在风云变幻中，很多诗歌流派很快夭折，而非非开始就具备了生存必要的功利性与商业性，比如《非非》创刊号第11页的《启事》和第32页的《你想成为非非之友吗》。
很多人认为非非理论大于非非自身的诗歌。这种观点的出笼也有不少偏见。我个人倾向认为非非一起步理论就缺少对非非诗人的个案研究和对非非作品的整体性把握。其理论与宣言一开始就走向空洞和边缘化。在《非非主义宣言》里（蓝马执笔）除了是生硬的语调就是文革式的宣言，“古罗马遗址上，那些高大的石柱……”、“我们今天宣布：第一、它们以非非的方式活着；第二、它们是非非生命；第三、它们使我们感到非非；第四、它们使我们成为非非；第五、我们非非。”宣言开头着笔点是古罗马的遗址（何不写一处四川的古遗址呢）以及后面出现的口号，这种大而空的肇始理论还突出表现在该刊第60页蓝马的《前文化》导言一文里，整个“导言”除了“文化”、“人类行为”、“宇宙”和“前文化”等一些不着边的词汇，基本没有论及到一些非非实质性的诗学主张。
而在第二71页《非非主义诗歌诗歌方法》一文中（周伦佑、蓝马），很多主张与《非非》刊发的诗人的作品相去甚远，甚至自相矛盾。比如，非非的“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在“八种感觉”尚仲敏的《桥牌名将邓小平》和《四月份的交通事故》这两首诗里就是对非非诗学主张的嘲弄。（关于《桥牌名将邓小平》一诗，蓝马在《编后五人谈》一文里幽默地有一说：“他一时高兴，说要把刊物寄给小平，小平读了诗，给下面挂一个电话，他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还有非非的“语言还原”、“非确定化”等理念在开卷杨黎的《街景》、《小镇》再次被非非诗人抛开与疏离。
尽管大家公认非非的理论在日后见长，其实，非非的悲哀之处就是理论与非非诗人作品严重脱节。蓝马在《走向迷失——先锋诗歌运动的反省》（《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吴敬思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一文中，蓝马写到：“可以说，先锋运动的主潮引领着先锋诗人‘诗思’，已经卓有成效地流览了整个人类诗歌的新旧传统。”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字眼再度出现，这种理论显然已经不能够为非非诗人提供引航了。
至于我上面所说的非非的市场性，我没有贬义之词。从年非非诗人成立“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BBB)到非非的被界定被研究以及现在的后非非主义运动，至少，我们可以明白一点，在中国，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任何诗歌流派和团体，它拒绝不了市场性（不单指经济概念）。市场性会让以梁山好汉性质出现的诗歌流派在没有走向辉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纷争和解体，而市场性受惠的永远是其流派的少数人。
年7月19日于深圳
说“非非”是市场性诗歌流派，大抵只有樊子一个人敢这样妄自菲薄地说，樊子这头蠢驴搞不懂鲁迅的“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竟敢在就断言“非非”的纷争和解体，还说出市场性受惠的永远是其流派的少数人。
但樊子忍不住劝周伦佑先生几句，人老了嗓门大未必是福气。年12月，同和工贸老板古先生邀请樊子和张明敏一起用餐，张明敏现场献艺《我的中国心》，一头白发的张明敏献唱时长气不接下气，鲁迅不在场，已经告知樊子“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不再拍鲁迅的马屁，回击说，还有白发苍苍的周伦佑先生和年轻力壮的董辑的“非非”之声。
四
年9月18日，周伦佑先生和马永波教授对撕时曾说马永波教授“你疯狗咬人也太不看对象了”。
我夺过伦佑先生的话筒，先生当时应该也送给樊子两个汉字：疯狗。
即便樊子如鲁迅所说的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周伦佑先生始终没有给樊子来一句“疯狗”，可见伦佑先生肝火不旺。
所以，樊子还要再烧三炷香，向周伦佑先生再次道歉。
五
董辑先生肝火比鲁迅要旺，在年1月8日于“非非评论”发文：《龚盖雄，一个人格破产者的哀嚎》，董辑先生开篇写道：“龚盖雄：一个被人举报‘性侵猥亵女生’的七十岁猥琐老头，一个人格破产的造谣生事者，一个心理变态的挑拨离间者——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挑拨离间、上蹿下跳、装疯撒泼、胡诌八扯，其人可鄙，其心可诛！”
按照鲁迅的言外之意，董辑先生应该属于“朝鲜的声音”，樊子给鲁迅一再说，董辑先生甚为可惜了，董辑先生是于斯为甚的大材，其应该做金三胖麾下的发言人：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挑拨离间、上蹿下跳、装疯撒泼、胡诌八扯，其人可鄙，其心可诛！董辑先生应该把这些光辉的用语送给我的老朋友齐飞龙先生，让齐先生一字不漏地念给川普听听。
六
樊子和周伦佑先生曾经的好友马永波教授也是好友，和董辑先生曾经尊敬过的龚盖雄教授也是好友，樊子虽然贫穷在龚盖雄教授的地盘也有点物业，和龚盖雄教授喝过不下十次大酒。龚盖雄教授赠送樊子这头蠢驴不少诗，樊子没有办法，也偶能七步吟得几句来（见《大象诗志》年第二辑），——
早岁哪知峨眉愁，万觞举尽无一侯；
凭君莫道川路险，待到重阳朕上楼。
龚盖雄号峨眉山月，四川眉山人。读罢此诗，鲁迅乐了，想不客气地给周伦佑先生和董辑先生说，写点诗文的东西还是要学学樊子，这家伙虽说喜欢拍俺老夫子的马屁，但一个“朕”字用的比狗嘴会念诗的狗与狗的咬架来得霸气多了。
.1.8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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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黍不语事件”，不是声明
在诗歌上，欢乐与苦难，都是一个颂
吴焕唐最喜欢你一言不语就打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