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本名赵亮，甘肃平凉人，现居北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海作协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津文学》《作品》《美文》《飞天》《广西文学》《西北*事文学》等省以上文学刊物发表近百万字的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周家情事》，有作品入选《〈飞天〉五十年经典》等四种选本和年中国散文排行榜。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优秀作品奖、《飞天》十年文学奖、华夏散文大赛一等奖和《西北*事文学》年度奖等奖项。
作品欣赏父亲去世已经整三年了。我与他老人家之间多年形成的一些心结，在他故去时并没有解开，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是否原谅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说心里话，直到现在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尤其让我最纠结的几件事情，一直深藏于我的内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将它们编织成以下粗糙的文字，呈献给亲朋好友和儿女子孙，略表我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偷公我十岁的时候，和父亲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冲突，时间大约是年的麦收时节。当时陇东连遇两年大旱，这年春节过后，粮食就开始青*不接，娃娃和老人多的家户，开始在主粮里加野菜了。端午时节，眼瞅着满山的麦子都泛了*，可干着急吃不到嘴里。只能靠*府发放的几两救济粮，也就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合着野菜和少许杂粮吃。那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唯一一次饿肚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吃糜子面后尿不出尿，二妹饿得蹲墙根站不起来，我吃了红薯干头晕恶心。当时大人们一片恐慌，都觉得是遇上了年那样的年馑，保不准会饿死好多人。各级干部深入到生产队，教育农民不准偷揪还在发青的麦穗。学校里上课时，老师不厌其烦地讲不准偷麦穗，惹得学生直流口水。一天有干部到我家来宣讲*策，我父亲发誓*咒地说不会偷揪，还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的。干部走后的夜里，他就背着背兜出门去了。后半夜我透过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父亲躬着腰背着装满麦穗的背兜，从窑门里进来了，眉毛上挂满了露水珠子。父亲那时候三十五六岁，力气正旺。听他和母亲嘀咕着说话，说为了怕被发现，麦穗只能在麦田里走一段揪一把，为这一背兜麦穗，翻爬了好几个山头。这时候我忽然从被窝里爬出来质问父亲：“你答应好不揪麦穗的，你说话不算数。”父亲当时就发起了愣，愣过神来后说：“我一个农民，又不升官，也不走州过县，说话算数有啥用呢？让你吃饱肚子才是要紧事情。”“你这是偷东西。”“偷公家算偷吗？几年馍馍白送到学堂里了。”父亲的意思是说，我白白上了几年学，竟连偷公不算偷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说完就手按住我脑袋把我塞进了被窝。我哪里会服气，两只小手抹了半夜的眼泪。我已经是红小兵了，在学校里手握红缨枪，练习护田抓坏人的。老师也教导我们说，只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分子，才去偷公家粮食的，像我们这样的贫农人家，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偷揪的麦穗，过了一天就被母亲做成了白面饼子，我上学时带不带，这就成了问题。母亲一旁讥笑说，那么嘴硬就别带了。可我拧不过自己的肚子还是带了。到学校里不敢公开吃，只能在上课时间偷偷地掐一块塞进嘴里，蠕动着嘴巴，嚼碎后咽进肚子里。嘴巴都不敢张开，怕同学们闻到了新麦香味儿露了馅。我的肚子因此而没饿下，可偷公不算偷的说法，却让我思想上无法接受。偷公家的东西就不是贼？父亲的这个说法很奇怪。没过两天这事儿可能被队长打探到，很快派一个社员夜间专门盯梢我家了。父亲只好背起背兜，往隔着一条河的镇原县去揪麦穗，抓住麦*前的几天时间，弄回了几升麦粒，才让我们兄妹五人，没出门讨吃要饭，从灾荒中活了过来。这其间我记住了父亲叹着长气说的一句话：“我们小户人家，受大户欺负是天生注定的。”我的家乡在陇东的草峰原上。我家和叔、伯共三家住在一个叫荒山的偏僻山湾里，离生产队的核心地带，有两公里多的山路。这个核心地带叫赵湾，聚集着一个已经分散成近二十个小户的大家族，也就是父亲指的大户人家。我家这样的小户，虽说也姓赵，且与赵湾的赵氏家族同为一祖源流，但我们属于沟脑一支，是我祖父拖儿带女入山垦荒，才在这里落了脚。合作化运动中，与大户人家雇佣的伙计、上门女婿之类，一起组成了赵湾生产队。
母亲这时候对我说：“你大（爹）揪几背兜麦穗，至多当了一回居遛猫（松鼠），别人家夜里偷分麦场里打碾好的麦粒，人家当的是粮仓老鼠。”我两眼直瞪她，压根儿就不相信她的话。父亲就气哄哄地冲我吼：“念了几年书了，还算不来帐，看来是白吃馍馍了。队里头五个娃娃的家庭有好几户，分得粮食差不多一样多，他们是怎么填饱肚子的？”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去偷生产队里的粮食，可也回答不了父亲的问题。去年回乡探亲，为写这篇文章收集资料，我有意识对这个“遗留问题”做了调研。四十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昔日的这个敏感话题，已经淡定多了。一位大户人家里，与我年龄相当的人谈起这件事情，笑着承认当年有偷分公家粮食的事情存在，而且他被父辈派到路边放过风盯过梢。至此我才认识到，当年偷公的并非父亲这样的少数，可也没有认可偷公就一定是正确的。我还了解到，与我们相邻的上庄生产队里，每年粮食收割打碾完成后，都会上演诱虎出山的把戏，把驻队干部引到一个僻背地方，温酒宰羊，好吃好喝，粮食被私分过半后，才上报产量和上缴公粮。原来如此！难怪小时候我的那几个上庄队的同学，整天吃着白面饼子，馋得我口水都流干了。父亲因为力气好，身手敏捷，在偷公上有些名声，可并无贼名，因为当时我们乡下人认为偷私才是贼。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也是泾渭分明，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下面的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一次我上学回家，做作业时发现铅笔忘在了学校，来回近三公里的山路，父亲硬是要我走夜路去把铅笔拿回来。学校在悬崖边半山腰上一处废弃的古庄院里，教室是窑洞，煤油灯都没一盏。夜里摸进去的确恐怖，几排泥土台子（课桌）摸遍了，就是摸不到我的铅笔。很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出门时，感觉脚下踩了一个筷子似的东西，弯腰摸着拾起来借微弱的月光看，是一只圆珠笔。圆珠笔身上的毛主席像还带着夜光。说实话我很喜欢，没多想就塞进衣兜里揣回了家，夜里在被窝里偷偷地欣赏那一缕夜光。第二天一早背书包出门时，圆珠笔被父亲发现了，他厉声斥责我这是偷东西。“拿人家东西是小贼娃子你知道吗？”“你偷公家的麦子，你是大贼娃子。”“从小偷针，长大偷金。”“年轻偷麦子，老了偷银行。”这下把我父亲给气炸了肺，转身就跑向窑门后边找放羊鞭子。我知道情况不妙，扔掉书包撒腿就冲出了院门。我家门前是陡峭的山坡，坡底是山崖，山崖下边是河谷，过了河谷爬上一座大山，就到了我外奶家。那里是我年少的岁月里，唯一能够收留我落脚的地方。我于是像惊兔一般地扑下了山坡。因为人小身轻，一路上遇着许多不高的梯田盖塄和土坎，我就一弯腰遛下去，或跳下去。父亲身重，得顺着平缓些的小路追。可他步子大，跑得快，总能追着我，我觉得当时眼前如果有个悬崖的话，一定会扑下去。追了有个把小时，父亲终于落败而去。过了两天我母亲来接我，听她说父亲没追上我，哭着回家了，捶胸顿足地给人说他后悔了，差点把自己儿子追下了悬崖。我于是才消了气儿，回了家。年的深秋季节，父亲带我去卖麦草，一先一后各拉着一副装满草的架子车，卖给几十里外的部队营房。草是私人自留地里产的，一大家人指望它换冬衣、过年，和给我交学费。卖完回来的路上已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耳朵里全是玉米（苞谷）叶被风吹打发出的沙沙声。我当时十四岁左右，疲惫不堪，睡在空着的架子车框里，父亲用绳索把两个车子连在一起拉着走。路过明星村的大坳里，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一把推醒我，让我看护车子，他要掰些玉米棒子回去。我当时就慌了，愣在车框里不说话，心里害怕田倌手持铁锹从黑暗处冲过来。父亲似乎对我的怯懦很生气，冷冷地说：“田倌早睡成了死猪，你坐着等就行。”说完身子就闪进了漆黑的玉米地。我则把破棉袄捂到头上，趴在车箱里，大气都不敢喘，耳朵里全是苞谷叶子发出的*哭狼嚎声。没一会儿功夫，父亲怀抱着几十个玉米棒子钻出了苞谷地，棒子之间用苞皮挽在一起，搭满了两个肩膀。回去的路上父亲主动和我说话，显得很兴奋，就像个打了胜仗的士兵。我还没从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总是担心前边有人会跳出来，大喝一声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同学的爹被抓住了，背着一大背兜玉米棒子，站在会场上挨批斗，晕倒摔得不会说话了。”我说。“那是笨贼。”贼还分笨巧，真有意思。当时我觉得自己从父亲的话里抓住了把柄，他终于承认偷公也是贼了，我想借机再问问父亲，可没来得及问，就到了家。天没亮母亲煮出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香香甜甜的嫩玉米。看到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情景，我就没有了再去质问父亲的勇气。当然，我也看到过父亲偷公走麦城。那是一年的寒冬腊月，大雪封了平镇公路龙爪坡的盘山公路，拉运化肥的汽车无法行走，严重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县上紧急发动社员和学生去铲雪，我和父母都去了。期间有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轮上绑着防滑铁链，马达嚎叫着像老牛似地爬行在陡坡上，上边拉着一摞摞的黑白粗瓷碗，都用草绳捆绑着。那时候我不留神砸碎一个饭碗，屁股上是要挨好多巴掌的，家里来了客人，经常为碗不够用而发愁。父亲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敏捷身手，纵身跃上了卡车，抓起一摞摞瓷碗递向车下，伸手接的社员围成了群。卡车爬过陡坡时突然加速，他未来得及跳下车，被拉着跑出了我们的视野。天黑时分父亲回到了家里，鼻青脸肿，没和我们说话，也没进灶火窑里吃晚饭，直接上炕钻进了被窝。年我们村庄开始承包单干了，这时社员们的偷公现象近乎公开化了。原因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相继解体，社员们不畏惧那些恶狠狠的干部了。偷的目标不再是粮食，而是集中在了集体林木上。因为离村庄远，数目不详，不易公平分配，弄不好会被干部们私卖私分。那年的冬天，我家的狗整夜着汪汪，听父母说，偷树贼们夜路上遇见后，相互还借火点烟。遗憾的是，这段偷公最疯狂的日子里，父亲却没什么作为。当时我们家在塬上急急忙忙地修了一处窑庄，还未来得及挖好窑洞。父亲趁夜把已经解散的大队林场里的苹果树和杏树，连根带泥刨出，扛着走几公里山路，移栽到新窑庄大门外，一夜往返一次，栽好一棵。可就在他前脚离开后，后脚就不知什么人，又移栽去了不知什么地方，父亲为此异常地沮丧。那时候我辍学在家，准备年底报名参*。一天中午我从村里遛达回来，老远看到大妹妹攀爬上了我家仅有的一棵大榆树，伸手撕扯架在树杈上的一个喜鹊窝。入冬不久，家里就没有柴草烧火做饭了，一大锅汤面条，拉了一上午风箱，都没烧开。以前偶尔可以去撕扯一点儿公家的柴草，现在都已经分到户，变成了耕牛的口粮。喜鹊在陇东乡下被认为是神鸟，叽叽喳喳叫几声，会被看作贵客到来的信号，伤害它被认为要遭报应。大伯母老远看着骑在树杈上的三妹，吓得惊慌失措，劝她赶快住手。大妹左手执木棒，拦挡轮番扑向她的喜鹊夫妻，右手撕拆喜鹊窝上的枯树枝，把窝拆得四散，窝里的一只小喜鹊受到惊吓，扑出来被寒风挟裹着跌落到了地上。我看到后冲大妹喊让住手，说烧柴的事情交给我，于是回家提起一把老斧头，飞快地跑向了山下河谷深处的一片槐树林。我们那里生长的槐树，木质过于柔软，盖房做家俱都不成，优点是繁殖能力强，栽种主要为的是绿化和水土保持。在那个初冬午后的夕阳下，我猫着腰顺着河谷走，真像做贼似地窜到了槐树林里，瞅准我能扛动的小槐树就砍。斧子的声音很大，惊得崖娃娃（山谷回音）乱叫，砍几下我就跑远藏起来，害怕有人来捉贼，等半天没动静了再返回去砍。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当时村民们都一心扑在自家的承包地里，侍弄自家的庄稼，恨不得在田里绣出花来，哪有心思留神山沟里的，那几棵不成材的歪脖树。后来的几天里，我用稚嫩的肩膀扛回了砍倒的槐树，摞成了一个很大的柴垛，赢得了父母少有的夸奖。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最激烈地反对父亲偷公的儿子，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了偷公的行列中，干起了贼的行当。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在部队与一位江苏的战友聊天，他也坦承自己那时候干过偷树的勾当，只是他在平原上砍伐，不会有斧子响动的回声，他是在树倒的那一瞬间发出响声时，才躲藏起来。看来那时候的人，的确都是穷疯了，哪里的喜鹊都难保住窝。村民大面积偷抢林木的情况，最终还是引起了*府的重视，听说导火索是有人胆大妄为，偷伐了公路两旁的许多大树。县上派人挨家挨户要搜了。母亲吓得大哭，怕抓住了影响我年底参*，就急着把背回家的槐树枝尽快烧完，灶堂里烧不完，就往土炕里边塞。这时候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在一个火盆边上，火大得像村头盛满水的涝坝，烤得我浑身疼痛，可身子就是动弹不得，急得又哭叫和撒尿。后来似乎从梦中挣扎醒来了，发现身边的确有一摊火，伸手摸烫得我惨叫连连。父亲听到从另一个窑里跑过来看到，炕上新缝的被褥，不知什么时候着了火，烧得只剩下了被头被尾。这是家里卖了一年的鸡蛋钱，和一家人剪下的头发卖了，凑一起置办下的，我和弟弟当时就没了盖的。早晨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坛菜油，提到集市上卖了，天黑时分买回了棉花布匹，母亲赶天亮缝出了新被褥。记忆中那一夜我没睡觉。年底我报名参*，最害怕偷公的事情，被人揭发而受到影响，幸运的是这事儿并没发生。我顺利入伍，并在部队服役了二十四年。
年转业离开部队，在南国之滨的北海定居后，接我老父亲来居住了整两年。他老人家此时已近花甲之年，弯腰弓背，两鬓斑白，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老气横秋的中年人。聊起过去的生活，我总是小心翼翼的，怕触动了父亲内心里那些敏感的神经。不堪的往事，还是不提为好，免得伤感。我能感觉出父亲的心态也是如此，可无意之中的一件小事，还是让我们父子之间，发生了些许的难堪。一次我找师傅拆卸和重装了阳台的落地门，换下来两大块玻璃。父亲问我这么好的玻璃怎么换掉了？我说公家弄的这便宜东西有啥好的？说完就让师傅搬下楼，丢弃到了垃圾箱旁边。哪里知道父亲悄悄溜下楼，怀抱着那两块玻璃去废品站卖钱，没卖掉又抱了回来，搁在一棵大榕树下休息，向熟人打问收购的地方，两只手掌被玻璃割破，手上胳膊上衣裤上到处血迹斑斑。看到我走过来了，父亲低头不语，拾起地上的榕树叶擦揉手上的血。我看到后心里不是滋味儿，自责自己给父亲没把话说准确。旁边站着的老伯告我：“你老爸说，公家的东西不卖白不卖。”听明白后我心里猛地疼痛了一下。
晚上我思考再三，想单独跟父亲聊一次。我觉得尽管父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可有些事情还是给他老人家说明白为好。我想说的是，公家是由好多个私人组成的，公和私是分不开的，偷公实际上也是偷私。可顾虑父亲年纪大了，生性固执，又客居在异地他乡的儿子家里，整天还嚷嚷着要回家，我说出这些文绉绉的语言，他不一定能够理解得了，弄不好还以为是在教训他，思虑再三，还是没开得了口。没多少时间，又出了件小事。一天午后我去上班，刚出门遇着父亲外出遛弯回来，手里提着二十来斤的一袋米，嘴里喘着粗气。“咱们家有米，您这是……”我问。“北门外的超市里的，我顺手就顺了出来。”父亲的语气里充满着得意洋洋。我当时就懵了。我立刻联想到不久前与父亲的一次聊天。他当时问我，北门外的和安超市，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我了解到那是老牌商企南宁百货公司开的，应该是国有控股吧，就随口说了一句：“公家的。”没想到又酿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惨剧”。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变得很难看了。尾随父亲进了门，我嘴里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公家的东西也不能偷。”可能还会伴随着一腔怒火，字句像打枪一样，从胸腔中喷涌而出。可是我没有，我只是咬着牙压着嗓门轻轻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上次我说错了，那个超市是私人的。”父亲没说话，像个知错就改的好孩子似的，提着那一袋米转身就出了门。我跟到门口时，瞅着父亲的背影望而却步了。超市有监控，有收银，有出入检查……那一刻我想得很多。转身回屋里生闷气，没几分钟父亲就回来了。带着失望的口气冲我发火：“也不说明白，几十岁的人了，连公私都分不清楚。”我听了哭笑不得。我再一次觉得，有必要给父亲严肃认真地谈一下公与私的问题了。我把时间预选在了晚饭后，打算动员他疼爱的孙女和孙子加盟，好有个融洽和谐的气氛。遗憾的是饭桌上我又一次改变了主意，我看着父亲的满头白发犹豫了。万一谈僵了，正好成了他回去的借口。而且我们父子之间早已模糊的“鸿沟”，会再一次清晰起来，这又何必呢？叶落终要归根，不久父亲执意回家乡生活了。后来我回故乡探视他，多半都在病床上。我竟然又听到父亲在病情缓解时，给他的病友吹嘘当年偷公的战绩。我能接上话茬跟他谈些什么吗？我觉得不能了。我只能一声叹息！
种地
我与父亲关于种地的矛盾，是从年底开始的。我们家是贫农，父亲还当过贫协组长，按说应该是新中国土改*策的受益者才对，事实却恰恰相反。吃大锅饭的年代里，我们那儿每户都保留了少量自留地的，它的存在使农民拥有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侍弄好了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口粮。可由于二十多年从未调整，我家七口人，只拥有父亲和小姑出嫁后留下的两份自留地。这是我家几十年贫困和苦难的最主要原因，所以父亲比别的农民更盼望拥有自己的土地。联产承包后，家里一下分到了三十五亩地。父亲回家就说他已经是个小地主了，显得得意洋洋。我说你是*员，却尽说反动话。我母亲骂他是饿狗见食胡汪汪。父亲却说，现在的*策不就是让人争着当地主嘛？他就要过成个地主，给村里那些小瞧了他的人看看。“地主是剥削穷人的。”我说。“我要当他个好地主。”“地主还有好坏？”“当然有的。借粮食不用小斗借大斗还，还不上欠帐不用押田地，少收些租，给伙计吃好些。”“哪来那么多地让你当地主？”母亲说。“别人种不了我就包过来。”我很反感他要当什么地主，也没全听懂他说的话，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这些都与他小时候当长工打短工的经历有关。后来也渐渐明白，他所谓的当地主，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当种粮大户，*策鼓励还来不及呢！接下来我当兵在外五年，家里的情况，只能从书信往来中有个大致了解。为了增加劳动力，父亲让两个年幼的妹妹未入学，大妹和弟弟先后辍学回了家。最让我伤心的是，在山里劳动过程中，两个小妹年幼无知，推着架子车玩耍，三妹把二妹连人带架子车，推下了十多丈高的悬崖，落在了松软的*土上，侥幸保住了性命。当时报纸上的消息，都是乡下出了多少万元户，城里出了多少个体户，我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儿。年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父亲时的感觉，只能用震惊来形容。不到五十岁的人，己经满脸褶皱，双手如钢叉一般粗硬。母亲也因为过度劳累，变得衰老了许多。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守旧和固执，父亲五年来的“当地主”事业失败了。标志是我进家门后吃的面粉，都是在别人家借的。我经过了解发现，原因是逆反心理和保守思维做怪。拒绝生产队里的种地套路，不使用花钱多的化肥，改种老祖先的白玉米（苞谷）。这些谁都改劝不了父亲，他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住。
我在宁夏和河西走廊当兵时，很注意观察驻地农村的发展情况，觉得我们老家草峰原上，塬少山多，靠天吃饭，种地辛苦劳累，不会有什么好前景。父亲年过半百，在生产队里已经耗尽了一身蛮力，外出打工只能搬砖背水泥，也干不了几年。不如在镇上开个小店，弟妹们外出打工，母亲干点儿家务，种几亩麦子够一家人口粮，我再接济点儿零花钱，就是个好日子。往后弟妹各自有了家庭，老两口守个小店混日月，也不失为养老的好办法。为此我试着从兰州发运回来几包外卖的*品服装，想拉着父亲到集市上练练手，还谈妥了在就近的代沟圈小镇上建铺面房的事情。勉强拉父亲去了一回集市，他却瞪起眼睛瞅着上门的顾客，跟见了仇人似的，一句话都不愿意说，没待一根烟工夫，就撒腿回了家。问起今后的打算，父亲说农民天生就是种田的，搞那些邪门歪道不是正路。五年没种成庄稼算不了什么，他现在是背着手撒尿——不服！还不到我管吃喝的时候！言辞悲壮慷慨，有一种屡败屡战的悲壮感。我当时尚年轻，对于自己的计划也不很自信，每月工资才百十元，还要考虑成家立业，给父母也接济不了多少。一句话，腰杆还没硬起来，当不了父亲的家。
父亲的事业进行得异常艰辛。大妹出嫁而去，弟弟因不满父亲的治家和领导方式，婚后不久就分家另过了。父亲率领的六七个人的劳动团队，只剩母亲和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妹了。种二十多亩田，饲养一群羊和一圈耕牛，拼着死命过日子。三年后我回家看到，家里收的粮食的确是比过去多了，可父亲累弯了腰，二妹到了出嫁年龄，背却累驮了。母亲更是满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她因为身体衰老跑不动，放羊时羊群抢吃洒了农药的麦苗，五只羊被*死。为此她多次惨遭父亲*打，不是村民拉劝的话，早跳了悬崖。我问父亲家中的光景，父亲乐呵呵地说很好。指着柳条织成的两个粮仓说：“自从祖先来到这个荒山里，已经三代人了，哪里有过这么多的粮食，白面馍馍哪这么吃过？过年猪肉炖粉条都随便吃，以前大户人家也不过这样，我们的日子过起来了。”说话的口气的确有些像电影上的地主。“您这样不顾死命地干，收这点粮也是亏本的。”我并不认可他的看法。“麦子都堆成了山，亏什么本？”父亲听我给他泼冷水，脸就拉了起来。我耐心地给父亲讲，使在地里的力气，也和化肥种子一样是值钱的，城里人叫工钱。这两仓麦子的收成，卖成钱减掉化肥种子和工钱，可能还要亏本的，比不上打工挣钱买粮食划算。父亲听了就怒气冲冲，说庄户人家吃自己饭，睡自家炕，喝沟里泉水，要什么成本？人老祖辈不知多少代了，哪个农人的力气算过成本？又不是背井离乡的生意人。这样就跟我抬起了杠。父亲这辈子都以我这个当*干的儿子为荣的，对我说的事情，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在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死活都不给我让步。而且犟劲十足，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直到去世我都没有说服他。一次他竟然反问我说：“你在部队干工作，领的工资里除过工钱赚到了多少？”竟然把我也给问住了。父亲种地的热情空前高涨，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种地的目的主要是为卖粮，家里人实际吃不了多少。卖粮也主要是为购买各类种地的资料，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其目的就是在这种滚雪球的过程中赢得利润。两个妹妹出嫁留下了承包地，加上揽种别人家的撂荒田，父母二人坐拥了二十多亩承包地。为赚利润就得勤俭节约，降低成本，在这方面父亲绝对是一个榜样。我亲自看见他把掉到灰尘里的面条，拾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村里有人批评我少见多怪，说他们常年与我父亲打交道，经常看到他把从牙缝里剔出的菜叶，都又送进嘴里咽进了肚子里。我在城里拿着工资旱涝保收，父母面朝*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我于心不忍，接济他们自然是应该的。每次我给的钱他都投进了种地的成本中，家中常年都不买二斤肉吃。我们一家三口每年回去探望父母，面对的都是粗米淡饭，妻女多有怨言，我左右为难。父亲却板着脸说：“农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要怎么样？”最可怜的是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摆脱父亲的“绑架”，没过上几天轻松日子。尽管父亲很固执，可几年后显现出的差距，他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外出打工的人家，瓦房一间间地盖了起来，父母还住在土窑洞里。究其原因，主要是化肥和农药涨价太快，粮食价格却稳如泰山。当父亲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据说曾经火冒三丈地去找过村干部，为此骂天骂地，怒不可遏。还在电话上要求我给省上或中央领导写信，甚至代他上访。他太把自己这个当小*官的儿子当人物看了，我只能在小报上发几篇牢骚文章而已。除此之外，只能敷衍应付。电话里给他说，领导不敢涨粮价，涨了要给城里人发放粮食补贴，人多发不起。父亲就不再说话了。
收麦时节我回了一次老家，又与父亲争辩了一次种粮亏赢的问题。那一年遭了旱灾，父亲种在深山里的近六亩麦子，每亩只能收二百多斤。这时候他和母亲已年老体弱，不能入山下地收割，只能雇请麦客。按当时的人工收割价，再加上后续拖拉机拉运和机械碾场收装，开支完全抵消了二千斤麦子的销售收入，还没算前期的劳作辛苦和种子化肥投入。“不用收割了。喜欢就掏钱买，别人会送上门来的。”我说。“胡说，人老祖辈的，谁把长熟的麦子扔到山里喂麻雀老鼠？”父亲怒气冲天。
“收和不收一样的，再伤身劳神去折腾，实在就算不过账了。”“收了不赚钱，可有二千斤麦子在啊，能吃到外国人的嘴里吗？”“这个……”父亲的话，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回到兰州后，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又观察了粮油市场的最新情况。原来市民的粮油补贴早已取消了，米面供应和价格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话题了。看来父亲这样不计自身苦力成本的一批农民，给国家和社会的确是有大贡献的。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一家人的交流就更多了。父亲兴奋地告诉我说，种地不交公粮了，还发补贴款。我就泼冷水说，是*府可怜你们这些算不过账的农民才这样，他听了不高兴。我就又给他解释说，现在到处都喊叫卖粮难，再种粮食就是给*府找麻烦。他就更纳闷了，说好多的山坡地都撂荒了，青壮劳力都进了城，哪里来那么多粮食？我说是科学种田产量高了，你们这些老农早该收摊了。父亲就再不吭声。突然有一天父亲来电说，他从电视上知道，国家大量进口粮食，还怨我尽骗他。
父亲要种地，母亲就得陪着种，可她身体吃不消，别人又劝不住，这成了一个棘手问题。老两口为此经常斗嘴呕气，甚至拳脚相加，此情景成了村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弟妹们都非常地难堪。我多次回家苦口婆心相劝，说国家领导人七十岁都该退休了，父亲却说，国家领导人有退休金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会养你啊！他说自己种着吃自在。年父亲查出有轻微心脏病，我们全家合谋将病说重了些，医院检查，才哄骗他到北海我家居住，主要目的是彻底结束他的种地事业。父亲在北海的日子里，有些像熬鹰。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他忘却土地和庄稼，回去后能安安稳稳过几天清闲日子。就像笼中的鹰忘却天空和翱翔，最终能够听从猎人的指挥。我和爱人孩子与父亲聊天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种地的话题，尽量延长他的居住时间，增添他的生活乐趣，争取尽快达到目标。一次父亲拾到一捆麻绳，和一个木算盘拿到家里，夜里拨得算盘珠子啪啪响，还叹长气儿，我和妻子听着就紧张。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趣事，父亲与院里的老人聊天，都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父亲板着脸伸了两个指头。第二天就有人对我妻子说，你家阿公有二千万。这两个指头到底代表多少？一家人都急着要问父亲，我当了半天弯弯绕，才给父亲解了围。过年时战友的家人请吃饭，饭后在酒店门口放烟花，父亲专注于看热闹，把战友的父亲交他保管的一瓶陈年茅台，忘在街边丢掉了。当他知道这瓶酒值几千元时，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回到家里一直念叨说，这酒值好几亩麦子。一天夜里，我在书房写稿子，父亲起夜后顺路推开了书房门。他问我说，你这么点灯熬油地写文章，除过工钱能赚多少？我说现在写文章是亏本买卖，赚不了什么钱。父亲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写？我说主要是爱好这个事情，也算有个追求。他就板起脸跟我说，你爱好写文章，我一个农人，怎么就不能爱好种地，就不能追求追求？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了。夜里我久久未能入眠，思忖良久，对于父亲如此执着于种地，似乎有了一些理解，也想起了他以前说的要当一个好地主，把日子过起来的那些话。我的作家梦虽然还没有实现，可毕竟正处壮年，而且是脑力劳动，只要努力总还有些希望。父亲已经年老体衰，他的理想因为时运不济无法实现，只能抱憾终生了。
北海生活两年之后，我送父亲回到了故乡。
两年时间家乡变化很大，最突出的是，种玉米能赚到大钱了。具体来讲是，新品种玉米产量每亩过了千斤，是小麦的一倍还不止，市场价格和小麦相差不多，且销售渠道畅通，前景广阔。
我返回北海没几天，父亲就扑向了田地，开始折腾种植玉米，没有谁能阻拦得住。据弟弟来电讲，父亲在城里生活了两年，眼界大开，有了经营眼光。他弃耕了远在深山里的全部承包地，把家门口的四亩平整塬地全种了玉米，看架势是要大干一番。我听完长吁了一口气儿。
手机彩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