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建国以前，实行一种特殊的丧葬方式—先树葬后火葬，即把死者尸体置于深山大树之上，三年之后再收骨火化。《隋书》卷八四《北狄传》载：“其俗颇与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契丹建国前夕，葬俗发生了重大变化，筑墓入殓逐渐兴盛。建国之后，国家*治制度日益完善，辽朝丧葬制度也逐渐成熟。
辽代墓葬考古发现是研究辽代丧葬制度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现已能提供比较系统的辽代墓葬资料。研究表明，契丹贵族墓葬是引领辽朝丧葬制度发展演变的先导，集中体现了辽代丧葬制度的核心内容。下面以近几十年来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身份较重要、保存较完好的契丹大中型贵族墓地为例，总结辽代契丹贵族葬俗的特点。
一*归深山聚族而葬
*归深山，是辽代契丹人对传统葬俗的固守。如前文所述，契丹族早期实行树葬时，就把尸体置于深山之中。契丹人认为，山既是他们民族的发源地，又是灵*归宿之所，因而对山十分崇拜。《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载：“冬至日，国人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其生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传云，凡死人，悉属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北人死，*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物各万余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进山。”契丹人的黑山，相当于汉人心目中的泰山，认为是灵*归皈之所，具有崇高地位，因此契丹人死后都要葬于山中。
目前考古发现的辽代契丹族墓葬，不管是帝陵、高级贵族墓葬还是一般贵族墓葬，均位于山地，绝不见于平原或草原。辽祖陵通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陵园位置和布局，祖陵陵园地处“大兴安岭南端，坐落于一个口袋形的山谷中，四面环山”[1]。辽怀陵位于大兴安岭南端的山谷之中，当地称为床金沟[2]。辽庆陵位于大兴安岭一条东西横亘的大山南麓[3]，该山现名大黑山，辽代称为庆云山。辽显陵和乾陵的准确位置尚未确定，但史料明确记载，它们位于医巫闾山[4]。近年通过考古调查，已基本确定其大体位置在医巫闾山东南麓的二道沟和三道沟地区[5]（图1）。
图1北镇二道沟和三道沟地区
契丹高级贵族墓地的发掘情况也是如此。阜新辽萧和家族墓地[6]，位于医巫闾山东北余脉，萧和家族是辽代中晚期最显赫的后族。出土墓志称阜新关山为“黑山”。阜新辽萧仅家族墓地[7]，位于乌兰木图山，属努鲁尔虎山余脉，萧仅家族是辽代另一个著名的后族家族，出土墓志称乌兰木图山为“页敦山”。法库叶茂台辽代墓地[8]位于叶茂台镇叶茂台村西部的山坡上，由出土墓志可知它们是辽代北府宰相萧义的家族墓地，现在这里称“西山”和“唐房山”，辽代名为“圣迹山”。
身份地位略低的普通契丹贵族墓地也发现于山谷坡地上。如凌源小喇嘛沟墓地[9]，发掘了11座墓葬，没有墓志出土，推测墓主人身份多为一般契丹贵族。墓地位于一个狭长山谷中的坡地上，地属努鲁尔虎山东南麓，当地人称这个山沟为小喇嘛沟。宁城小刘杖子墓地也是一个普通契丹贵族墓地[10]，它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北缘，老哈河南岸大山的山洼中。
聚族而葬是辽代契丹贵族对中原地区唐、五代丧葬制度的效仿。目前，经考古发现的辽代契丹贵族墓地，每个墓地埋葬的墓葬少则三、五座，多则达几十座。如果有墓志出土，证明它们同属一个家族。如阜新辽萧和家族墓地，发掘9座大型辽代墓葬，出土墓志5合，为同一家族的4代人。阜新辽萧仅家族墓地，发掘墓葬12座，出土墓志3合。墓主人分别是萧仅、萧忠和萧旻，萧仅、萧忠为亲兄弟，萧旻是萧忠之子。宁城埋王沟墓地[11]发掘了6座墓葬，出土墓志8方，证明宁城埋王沟是辽代萧继远的家族墓地。
出土墓志的有关记载证实，契丹贵族确有“归葬先茔”的习俗。阜新关山萧德温墓志称其“祔葬于黑山之先茔”，同墓地中的萧德恭墓志称“葬于奉先*北黑山，从先茔也”。阜新萧仅墓志载“葬于先祖坟页敦山”。“先茔”“先祖坟”证明墓地是祖先埋葬之所，子孙后代祔葬于此。
二使用金属面具和网络
契丹贵族死后入葬时，面部覆以金属面具，周身各部位着银或铜丝网络，这是辽代契丹葬俗中最独特的地方。辽代的汉族人不用此法，我国古代其他民族中也不见此习俗。宋人文惟简的《虏庭事实》载：“（契丹）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之有也。”可见，同时代的北宋人对契丹贵族的这种葬俗也很好奇，当作奇闻逸事记录下来。
辽墓考古已发现较多辽代金属敛具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内蒙古辽庆陵首次发现有铜丝网络以来，目前已在30多座契丹墓内发现了金属面具和金属网络。这个数量与已发掘的辽代契丹墓葬比起来，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辽代墓葬绝大多数都被盗掘，所以目前很难对金属敛具在当时使用的普遍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
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辽代金属面具年代最早的为辽中期，辽代早期金属面具的实物尚未发现。据此推测，很可能从辽代中期开始，金属面具才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出现。辽代中期的金属面具，形象多为双目圆睁。这种面具出土实例较少，考古发现的有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12]出土的两件金面具、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银面具（图2）和凌源小喇嘛沟11号墓出土的一件银面具。辽代晚期金属面具均为双目微闭，面带微笑。考古发掘出土的辽代金属面具绝大多数都为闭眼形象。
图2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鎏金银面具
金属面具有金、银鎏金、银、铜鎏金、铜等质地，金属网络也有银、铜鎏金和铜丝等多种。不同质地代表了不同的身份等级。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中，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质面具、银丝网络代表了最高等级，墓主人的身份是皇室公主和驸马。低级贵族则使用铜面具和铜丝网络，如宁城小刘杖子辽墓群，4座墓葬出土了3件铜面具和1件铜鎏金面具。
金属面具是按照墓主的真实面容打制的，有性别和年龄之分。男性面具较大，具有一种粗犷的韵味，有的錾刻胡须；女性面具相对而言面目较清丽，耳垂部多留有佩戴饰件的圆孔。如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银面具，男、女像各一件，均用薄银片制成，表面鎏金，采用锤揲工艺，形成浮雕效果。男像为长圆脸，额头光洁，脸部宽平，丰满圆润，下颌饱满，浓眉，细长目，隆鼻，阔口厚唇，鼻翼两侧法令线深长，神情肃穆，不怒自威。女像额头光洁，颧骨较高，下颌尖圆，长眉浓密，细长眼，直鼻，小口，薄唇，神情沉静。男女墓主人的性别、个性，通过面具形象一眼就可以分出来。
三厚葬
契丹贵族非常注重厚葬，尤其是中高级贵族，死后入葬时要随葬大量的物品，包括敛葬服饰、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兵器、马具等，从材质上看有金银器、瓷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玉石器、漆木器和皮革制品等。
厚葬造成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浪费，并且滋长了奢靡之风，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发展。辽朝的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厚葬的危害，故而提倡薄葬，且身体力行。统和十年,汉族重臣、枢密使室昉“遗言戒厚葬”。萧惠、耶律仁先等契丹高官显贵也曾“遗命家人薄葬”。辽代朝廷多次颁令禁止墓中随葬甲胄、金银器玩。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年）“诏禁丧葬藏珍宝”，次年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
考古发掘的几座保存完好的契丹大中型墓葬，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13]、通辽吐尔基山辽墓[14]、法库叶茂台7号墓、辽陈国公主墓、凌源小喇嘛1号墓等都出土了大量随葬品。辽耶律羽之墓被盗后，收缴回精美文物共计余件套，包括成套的大件金银器皿。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是辽代早期与皇室有关的女萨满，出土了包括金器、银器、铜器、漆器、木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在内的余件（组）随葬品。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了多件珍贵随葬品，有精致的木制棺床小帐、雕花四神石棺、“官”字款瓷器、漆器、缂丝织品、双陆棋等珍贵文物，尤其是墓室内出土的两轴绢画《山弈候约图》和《竹雀双兔图》，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包括金器31件，银器件，铜器50件，瓷器30件，玻璃器7件，木器及俑89件，玉石佩饰23组件，马具2套18副，更为难得是墓主殓葬用具、随葬物品等均为原位摆放，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极为珍贵的契丹墓葬原景。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的墓主人应为重要节度使一级的中高级契丹贵族，这座墓葬是辽宁省继法库叶茂台7号墓之后，又一座早年未遭盗掘的契丹中型墓，墓葬出土遗物丰富，有金银器（图3）、铜器、铁器、瓷器、玉石器和骨角器等，总计多套约多单件。
图3凌源小喇嘛沟墓地出土银鎏金冠饰
这些随葬品绝大多数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实用器，只有少数是为入殓而专门制造的殓器。随葬品中价值最为昂贵是金银器、玉器、高档输入瓷器和玻璃器这几类，集中体现了辽代契丹贵族厚葬的风习。金银器和玉器的珍贵性自不必细说，下面着重介绍容易被忽视的高档输入瓷器和玻璃器。
输入辽朝的瓷器主要有邢窑和定窑的白瓷、越窑和耀州窑的青瓷以及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其中以越窑青瓷尤为珍贵。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被称作“秘色瓷”，是供奉朝廷的贡器，倍受人们赞赏和青睐。唐代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种高档的越窑青瓷，主要是五代吴越国贡奉馈赠给辽朝的贡品。辽代的权贵都以拥有一件越窑青瓷器为傲，北宋谢景初《观上林垍器》诗曰：“里中售高价，斗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有厌。”可见上林湖越窑瓷器受契丹人的珍视程度。考古发现证明，辽代越窑青瓷仅出土于高级契丹贵族或高级汉官墓葬之中，如辽耶律羽之墓、北京南郊赵德均墓[15]、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16]、北京八宝山韩佚墓[17]、辽陈国公主墓等。阜新关山萧和家族5号墓出土了4件越窑青瓷器，执壶、温碗、盏托、器盖各1件，它们器型规整，秀美轻巧；胎色暗灰，胎壁轻薄，质地细腻；以细线划花为装饰，线条纤巧柔和，细密华丽；釉色青翠莹润，光彩照人，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图4）。
图4阜新关山辽墓出土越窑青釉执壶
辽代契丹贵族墓葬中还有一类高档的随葬器，就是通过贡奉或贸易从遥远的中亚或地中海地区获得的伊斯兰玻璃器。它们在当时被视为稀世珍宝，其价值甚至在*金之上，仅出土于契丹高级贵族墓葬之中。出土了玻璃器的辽代墓葬只有辽陈国公国墓、朝阳耿延毅墓[18]、通辽吐尔基山辽墓、辽耶律羽之墓、阜新关山萧和墓、辽平原公主墓等少数几座。这些墓主人不是皇亲国戚，就是达官显宦。
四殉牲
殉牲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普遍流行的丧葬习俗，契丹族也不例外。殉牲的对象一般是游牧民日常牧养的动物，如马、牛、羊等。这些动物既是游牧民族的生产对象和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精神伴侣。殉葬这些动物，反映了牧民对它们的心理依赖和情感牵挂。
《辽史》记载，辽圣宗、兴宗分别多次颁布诏令，禁止丧葬杀牲，尤其禁止杀马，证明了辽代契丹人杀牲为殉的习俗不仅有，而且十分流行，其副作用甚至影响到社会生产和*备国防。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墓志盖上的九行小字记载，此墓殉葬“白马一匹，骢马一匹，骠尾黑大马一十匹，小马廿一匹，牛三十五头，羊三百五十口”，殉牲数量十分惊人，确实到了需要皇帝下令禁止的地步。
辽代契丹墓葬的考古发掘中，经常可见到殉牲迹象。用于殉葬的动物有马、牛、羊和狗，其中以羊最为普遍。一般用动物的头骨和肢骨殉葬，也有用完整动物的实例。殉牲的位置不固定，有的在墓道，有的在墓室，还有的在墓顶上的填土中。建平张家营子辽墓[19]，墓室内有完整的羊头和角；朝阳前窗户辽墓[20]，东耳室出土羊牙和羊下颌骨；喀左北岭4号墓[21]，墓道中发现了马头骨和四肢骨；凌源温家屯2号辽墓，墓道内出有马头骨和四肢骨；建平炮手营子辽墓[23]，墓道中发现一具山羊骨；法库萧袍鲁墓[24]，东耳室出土一具完整狗骨架，墓门外出有牛骨和马牙。
殉牲葬俗表现最突出的是凌源小喇嘛沟墓地。发掘的11座墓葬中，多数有殉牲现象，发现的动物骨骼有牛、羊、马和狗。尤其是7号墓，在墓道底部殉葬一匹整马（图5）。更特殊的是，墓地北部距离墓葬不远处发现了两个单独的殉牲坑，坑内各葬一匹整马，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1号坑位于墓地中部偏北，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长约2.3、宽0.8、深约1.6米，四壁陡直，坑底较平，坑内放置一匹整马，头北尾南，马骨保存较完好。2号坑位于墓地东北部，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长2.2、宽0.75、深约0.45米，四壁陡直，坑底随坡就势成斜坡状，坑内放置一具马骨，头北尾南，马骨保存较差，但位置清楚，未被扰动，怀疑为一匹整马先被肢解，然后摆放在坑内。
图5凌源小喇嘛沟M7墓道内殉马
辽代契丹贵族墓葬除了上文总结的几个主要特点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如墓地选址注重堪舆，墓向多朝东或东南方，一般为尸骨葬等。受考古资料的公开发表和研究深入程度所限，辽代契丹贵族葬俗还有许多问题不十分清晰，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总体而言，辽代契丹贵族墓葬的葬俗一方面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固守和发展了契丹民族的传统习俗，体现出辽文化开放而自信的特点。
万雄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9年第7期。
[2]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年第2期。
[3]彭善国：《辽庆陵相关问题刍议》，《考古与文物》8年第4期。
[4]《辽史》卷38《地理志》：“显州，奉先*。上，节度。本渤海显德府地。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医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于其中作影殿，制度宏丽。州在山东南，迁东京三百余户以实之。应历元年，穆宗葬世宗于显陵西山，仍禁樵采。”《武经总要》卷二二《北蕃地理》：“乾州，医巫闾山南，虏主景宗陵寝在焉。东至显州八里。”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调查》，《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山辽墓》，文物出版社，年。
[7]李宇峰、袁海波：《辽宁阜新辽萧仅墓》,《北方文物》年第2期；穆启文、李宇峰：《辽宁省阜新县辽萧旻墓发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4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辽代平原公主墓与梯子庙4号墓》，《考古》年第8期。
[8]刘谦：《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调查》,《考古通讯》年第3期；冯永谦、温丽和：《法库县文物志》第93页,辽宁民族出版社,年；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年第12期；辽宁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辽宁法库县叶茂台8、9号辽墓》,《考古》年第6期；温丽和：《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肖义墓》,《考古》年第4期；许志国、魏春光：《法库叶茂台第22号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0年第1期。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源小喇嘛沟辽墓》，《中国考古学年鉴》年。
[1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年第9期。
[1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简报》，俱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城县岳家杖子辽萧府君墓清理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
[1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年。
[1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
年第1期。
[1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4年第7期。
[15]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均墓》，《考古》年第5期。
[16]热河省博物馆筹备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年第3期。
[17]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年第3期。
[18]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
[19]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年第2期。
[20]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年第12期。
[21]武家昌：《喀左北岭辽墓》，《辽海文物学刊》年第1期。
[22]冯永谦：《凌源温家屯发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年2期。
[23]辛岩、华玉冰：《辽宁建平县两处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
年第3期。
[24]冯永谦：《辽宁法库前山肖袍鲁墓》，《考古》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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