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我国正式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由此中国开始试图以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丝绸之路沿线邻国和我国自身的共同繁荣。严格意义上丝绸之路并非特指某一条具体的道路，而是对古代东西方世界之间交流沟通道路的统称：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出使西域所打通的从中国通往西亚乃至欧洲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丝绸之路有陆、海两道”。
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把沟通古代中国与中亚、印度、西亚乃至欧洲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其实更多是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新疆进入中亚、西亚抵达地中海。这条全长公里的道路既是一条贸易商路，也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众所周知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是由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所打通的。
然而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有一条中原地区通往今天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商贸交通线早已默默无闻地存在了许久。这就是将丝绸诸物从中原内地经山海关运至黑龙江流域，再经由海路到达库页岛、朝鲜半岛、日本以及如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路。这条陆海兼备的“丝绸之路”中有相当一部分陆上道路在冬季往往被皑皑白雪覆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条商路是不折不扣的“冰雪丝绸之路”。
我国东北广袤的山川沃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先人繁衍生息的地方：肇兴于这片黑土地的肃慎、秽貉、东胡等族系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长期以来网上一直流传着一种关于东北地区是清朝入关带来的嫁妆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指的是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本不属于中原王朝的疆土，是因为清朝入关才使东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清朝入关之前的东北地区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东北那疙瘩自古就有人。历史上东北地区所涵盖的地理概念并不是固定的：狭义的东北就是今天黑、吉、辽三省；广义的东北还包括内蒙古东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部分地区。目前东北地区已发现距今万年前吉林前郭王府遗址、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庙后山文化、距今二三十万年前的金牛山鸽子洞文化以及距今5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青头山人、榆树人、安图人、哈尔滨人、前阳人等古人类。
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就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在属于红山文化的辽宁牛河梁遗址中发现有日用及农耕的石器、骨器，还发现了一部分祭祀用品。当时的牛河梁不但有人，而且已形成了较为原始的文明，已处于由原始部落向上古邦国过渡的阶段。公元前年前后如今山海关外的东北大地主要分为四片区域，各自生活着四个不同的族群。
南面燕山一带生活的是商朝的华夏族（汉民族的前身），东面是濊貊，西边是东胡，北部是肃慎。周代的典籍中曾记载：周武王时肃慎人曾入贡“楛矢石砮”。成王时肃慎氏来朝，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康王时肃慎复至。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由此可见早在西周时期乃至更早以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肃慎人就已臣服于中原王朝。在《尚书·周官》中有关于肃慎来朝贺周朝的记录：“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
怀柔远人是中原文明由来已久的习惯，肃慎贡使想必也会得到周王朝的回赐。中原是丝绸的发源地：中原的养蚕缫丝织绸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而晚至元明时期东北少数民族尚以“弓矢”作为传统贡品进献中原王朝换得丝帛等物。距今多年前的周代向肃慎来使颁发的赏赐中也许就已包含丝绸。这条从中原通往东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出现的时间比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几乎早了十个世纪左右。
战国以后肃慎之名仿佛一下史籍中蒸发了似的，直到三国、两晋时期肃慎之名才又重新开始出现在中原王朝的典籍之中。关于肃慎之名一度消失的原因迄今为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肃慎为挹娄所阻隔，久不与中原同音讯，于是逐渐被中原史籍所遗忘，以致于最后中原人不知其所踪；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挹娄即肃慎之改称——《后汉书·东夷传》就持这一说法“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挹娄在古代典籍中有时也写作邑娄。
关于这一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系通古斯语“鹿”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系满语“叶鲁”音译而来，为岩穴之意。挹娄人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常穴居。秦汉时期的挹娄与商周时期的肃慎可能出自于不同的部族，但都属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风俗都极为相近。从挹娄养猪而不是放牧牛羊的习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渔猎民族而非游牧民族。挹娄人的活动区域大致位于如今辽宁省东北部和吉林、黑龙江两省东半部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内。
挹娄人已发展出渔猎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不同产业。汉魏时期在挹娄人的东北面夫余族和高句丽族先后崛起，挹娄曾臣服于夫余余年，与此同时挹娄人也凭着自己“便乘船”、“善射”的优势对居住今图们江流域人少势弱的北沃沮不断进行骚扰。公元年挹娄与曹魏确立臣属关系，成为曹魏辽东郡管辖之下的民族。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史籍中已不见邑娄之名。这时中原王朝对东北民族的称谓变成了勿吉。
勿吉人本是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一个民族，然而正如上文所言：渔猎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现象是极为频繁的——挹娄人强大之时勿吉人也被吸纳入邑娄族之中并与挹娄人出现融合迹象。邑娄本部在长年累月的征战中实力遭到削弱。于是勿吉人趁机在公元5世纪初崛起，进而取代了邑娄本部的地位。北魏太和十七年()勿吉人灭掉了东北地区称雄一时的夫余，日益强大起来的勿吉人内部也分化为不同部族。
勿吉人内部逐渐演化出粟末（今松花江）、白山（今长白山）、伯咄（即伯都讷，今扶余县）、安车骨（今阿什河）、拂涅（今牡丹江一带）、号室（今绥芬、穆伦二河流域）、黑水（今黑龙江下游）等七大部落。隋唐时期勿吉改称靺鞨，昔日勿吉七部之中的粟末、黑水两部日益发展壮大并逐渐兼并其他部落，最终形成粟末靺鞨、黑水靺鞨这两大分支。唐朝曾在两部居住的土地上分布设置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从而将这两支靺鞨人纳入到唐朝羁縻州府管辖之下。
尽管早在周代就有关于东北肃慎人前来朝贡的记载，但史籍中并未记载周王朝对肃慎的回赐。从周朝已掌握养蚕缫丝技术这点推断丝绸等物有可能已在这时从中原进入东北，不过中原丝绸真正大规模进入东北地区的明确文字记载出现在汉魏时期（公元前年——公元年）。《三国志魏志夫余传》载：“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裤，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如今夫余国与中原存在商业贸易已被史学界公认。
到了盛唐时期东北丝绸之路已进入繁盛时期。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唐墓中出土了东罗马帝国金币，年又在朝阳唐墓中发现了胡人俑等文物，位于渤海东岸的辽宁金县西南、营城子等地也曾出土过古代丝绸。由此可见当时西方商贾已通过这条冰雪丝路到达中国东北乃至更远的地方。唐开元年间崔忻奉旨册封渤海王大祚荣是东北古代商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大祚荣正是出自上文提到的粟末靺鞨部族。
公元5世纪后期粟末靺鞨从北方迁移至粟末水流域，与高句丽政权因争夺土地而逐渐产生冲突。至隋朝前期粟末靺鞨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8个粟末部落在首领突地稽的率领下逃往辽河以西，隋朝为安置他们就特地设置了辽西郡。到了唐高宗总章元年（年）唐朝派兵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此后唐朝为了防止高句丽政权复辟并有效控制高句丽遗民与临近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就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
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当时即为部落酋长）就在这部分粟末靺鞨人当中。乞乞仲象一家自公元年被迁到营州到公元年大祚荣率部众重新迁回“粟末故地”期间在营州生活了近30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并长大成人。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所以极易发生动乱。
公元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然而却被契丹叛军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公元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
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最终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代父而立的大祚荣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则派李楷固前往讨伐。公元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
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审时度势的大祚荣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并以尊称“da（古通古斯语，即酋长）”，自创其姓大氏，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
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还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
渤海国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一说）里，成为了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公元年唐中宗复位后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
从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到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余年中渤海国入唐朝贡多达多次。正是在渤海国统治时期出现了“朝贡道、营州道、日本道、契丹道、新罗道”等记载。这不仅仅是当时的渤海国与周边地区互通有无的交通线，也是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经由东北实现互联互通的大通道。渤海受唐朝册封并一度被纳入唐朝的羁縻州府体系，然而另一方面渤海又具备一定的独立倾向，在之前的历史上也曾与唐朝爆发过战争。
与此同时渤海与另一个邻国新罗的关系极为紧张：两国在领土、经济、政治等利益上均存在冲突，这使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公元年大祚荣之子大武艺入侵唐朝，新罗应唐朝要求进攻渤海南部。到了渤海国第十代君主大仁秀在位时渤海与新罗再次爆发战争。到渤海末期又发生了和新罗在唐朝面前的“争长”事件，新罗文人崔致远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自居“槿花乡”，蔑称渤海为“楛矢国”。
除了长期敌对的新罗之外渤海还必须面对周边的突厥、回纥、契丹、奚、黑水靺鞨等各路游牧渔猎部族的威胁。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渤海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试图通过与位于海外的日本交好以牵制敌对的新罗，同时也可以对周边的游牧渔猎民族形成一定的制衡作用。恰好这一时期日本和新罗的关系也很紧张：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曾是日本的朝贡国，然而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灭亡百济、高句丽，从而统一了朝鲜半岛，顺带也把日本势力从半岛逐出。
这时的日本有着浓厚的自大情结，尽管在白江口之战中被唐军重创而不得不心悦诚服向大唐遣使朝贺，然而始终自视为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是仅次于大唐王朝的第二号角色，为此也曾像渤海一样同新罗使节在唐朝面前争抢座位。既然渤海、日本都同新罗关系紧张，那么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实现联合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元年唐朝和位于渤海北部的黑水靺鞨部族取得了联系，这在渤海看来是一种无形的威胁。
渤海一旦与唐朝或黑水靺鞨任何一方关系失和都会导致自己陷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加之老对手新罗带来的战略压力就促使渤海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次遣日使。尽管日本与新罗的关系也很紧张，不过孤悬海外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不会像渤海那样感受到强烈的战略压力，所以日本方面对渤海使节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之后渤海王室内部爆发了冲突：渤海国王的弟弟是个亲唐派，他在渤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逃亡到唐朝。
渤海国王为报复唐朝收留自己的反对者就在年9月袭击了山东登州。唐朝随即对渤海展开反击并请求新罗协助征讨渤海，新罗也应允发兵北境与渤海交火。渤海与唐朝、新罗的冲突催生了第二次遣日使的出行，这次日本方面的态度依然冷淡。此后于公元年派出的第三次渤海遣日使同样受到冷遇。公元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得知消息的日本也许是以为叛乱将使唐朝一蹶不振，于是开始动起向大陆扩张势力的念头。
公元年日本主动遣使渤海，同年渤海组织了第四次遣日使作为回访，次年渤海又派出第五次遣日使。第四次和第五次渤海遣日使不仅在时间上极为紧凑，同时日方一改对之前三次渤海遣日使的冷淡态度，双方甚至讨论了关于南北夹击新罗的计划。新罗方面也许并不知晓渤海与日本的具体计划，但也能猜出渤海如此频繁与日本接触其实就是针对自己，于是新罗方面迅速做出回应：公元年5月新罗在大同江附近建了6座城，一时间战争呈现一触即发之势。
这一时期渤海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与它和新罗的紧张态势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渤海与新罗、唐朝的交战直接促使了渤海与日本的交往。而寻求军事援助是这一时期渤海与日本外交的主要诉求。唐代宗大历十二年（）正月与大唐恢复正常邦交的渤海国遣使朝贡，而渤海献给大唐朝廷的礼物竟是“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这显然是在向唐朝显示渤海与日本联合的力量。然而随后不久渤海和日本的交往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渤海国派遣到日本的使节由先前的武官转变为文官，同时人数从原来的30余人增加到人左右，甚至派遣到日本的渤海使臣都没带着基本的国书，这令日本方面很是不满。这一时期唐朝对渤海的册封从郡王升为国王，还赐予渤海王一个比新罗王更高的封号，渤海国内的汉化程度也日益加深。在这种形势下渤海与唐朝的双边关系逐渐缓和，到后来甚至变得密切起来。渤海与唐朝建立紧密关系后自然不好再与日本继续商讨征伐作为唐朝外臣的新罗的计划。
与此同时渤海的基本国策开始由外向扩张型转为以内政治理为主，在这种形势下渤海与老对手新罗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渐密切起来，于是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由军事目的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文化目的为主。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转型也带动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经济上渤海向日本输出大虫皮（虎皮）、熊皮、豹皮、人参、蜜等土特产，从日本输入彩帛、绫、绵、罗、丝等丝织品。文化上两国使臣酬唱诗歌，互相输入音乐舞蹈，在汉字文化圈的交流史上书写了灿烂的一页。
渤海不仅直接与日本交流，还扮演着唐日交流的中介角色：渤海国曾多次协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归国。《新唐书·渤海传》中记载着渤海与日本之间的航路：渤海通往日本的航线有筑紫线、南海线、北线三条路线。其中陆路部分从渤海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出发，一般在今图们江放船出海，根据季风和洋流而往返。渤海国与日本国隔海相望，前后余年间两国频繁通聘，从而将古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属国的渤海有向唐朝贡的义务。黄维翰《渤海国记下篇朝贡中国》载：“渤海在唐营州之东二千里，自国都忽汗州西至长安，史言八千里。而遥遣使如中国，有朝贡、谢恩、祈请、贺正、进奉端午诸名。贡道：陆行，渡辽入幽州境；水行，渡海入青州境”。唐朝也非常重视渤海国的殷勤臣服，为渤海等国等东北亚地区的使臣设置了接待官员。开元二十八年以平卢军节度兼渤海黑水等弯府经略处置使。
代宗大历初改以淄青节度使领检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穆宗践祚又加平卢以检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有朝贡就有恩赏，中国历代皇帝对四方来朝的属国使臣基本采取赏大于贡的政策。唐朝对渤海使臣，不仅有在上朝时根据其品级给以衣冠袴褶的恩典，而且还加授官职。《渤海国记下篇朝贡中国》载：“又有赐金鱼袋者，二品以上服也；紫袍金带，三品以上服也；緋袍银带，五品以下服也”。渤海国先后向唐朝朝贡余次，此外还向后梁、后唐朝贡了10次。
除了朝廷的恩赏之外民间贸易也颇为发达。《渤海国志》载：高王十六年（唐玄宗开元元年）“遣王子朝唐，十二月至长安，奏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玄宗许之。”就市交易什么?没有具体说明。但从当时的文献看：渤海国的商品有良马、珍珠、熟铜等，唐朝的商品主要是各类的丝绸。《册府元龟卷九十九外臣部》载：建中元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罽（丝织品和毛织品）、绫罗、绣、织成细绸、丝布、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这里的诸蕃是指当时的新罗、渤海、契丹。这条禁令反证了丝绸交易的存在。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历朝历代的版图最北只画到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线，再往北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就属于未备注的蛮荒之地。即使是提起中原王朝的附属国一般想到的也是朝鲜、琉球、越南以及东南亚诸国，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似乎一直都是不被中原王朝所重视的地区，不过盛唐时期却通过东北丝绸之路与位于如今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驱度寐国、流鬼国、夜叉国这三个属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夜叉国大体位于今天俄罗斯楚科奇半岛，流鬼国位于堪察加半岛，驱度寐国则位于堪察加半岛以南和外兴安岭以北之间的阿尔丹山原、阿尔丹河一带。这三国之中和唐朝交流相对较广的是流鬼国。《新唐书.东夷传》是这样记载流鬼国的：流鬼国去京师一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多沮泽。有鱼盐之利。地气早寒。每坚冰之后。以木广六寸。长七尺。施系于其上。以践层冰。逐其奔兽。俗多狗。以其皮毛为裘褐。胜兵万人。
《新唐书·靺鞨传》载：黑水西北有思慕部，往北走10天到郡利部，再往东北走10天到窟设部，再往东南走10天就到莫曳皆部即莫曳靺鞨了。终点在流鬼国。这条航线从库页岛出发后，顺着海流趁西北风向东南航行，到择捉岛后则转向东北而后到堪察加半岛南端，全长海里（余公里），用15天。说明库页岛的靺鞨族人在唐朝已掌握了鄂霍次克海的逆时针方向的海流规律，开辟了这一条从西北走向东南再转东北的大弧形航线。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年）以安东都护薛泰请在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以其最大的部落为黑水府，其首领为都督并派遣了内地长史（都督的副职）等官员协助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管辖，开元十四年唐朝在这里设置了黑水都督府。开元十六年赐都督姓李名献诚，对黑水靺鞨地区实施有效的行政管辖。治所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黑水靺鞨开辟了对堪察加的航线即库页岛与堪察加半岛的鄂霍次克海航线。
该航线起点在莫曳靺鞨（莫曳皆部）所在的库页岛。由此开始了对流鬼国的交往，其民族就是今天勘察加半岛上的堪察加族。公元年流鬼国国王遣使来朝，唐太宗给使者骑都尉官号。文字记载：北海（鄂霍次克海，唐时又称少海）之北有流鬼国，距长安万五千里。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年）遣使者余志来长安，唐太宗以余志为骑都尉。夜叉国又称泥离国，在贞观朝以前从未和唐朝接触过，直到贞观十四年三译而来朝贡。
唐朝人从流鬼国朝贡的使者的随从那里得知流鬼国北面有个夜叉国，然而这次唐史中仅有的一次朝贡之后再无对夜叉国的记载。至于驱度寐国在唐代《通典》卷二百(边防卷)中有如下记载:“驱度寐，隋时闻焉，在室韦之北。其人甚长而衣短，不索发，皆裹头。居土窟中。唯有猪，更无诸畜。人轻捷，一跳三丈馀，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没腰，与陆走不别。数乘大船，至北室韦抄掠。无甲胄，以石为矢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