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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格局论诸本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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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格局论”,常以《礼记·王制》为祖本。除此以外,至少还存在其他四类版本。这些版本中,《逸周书·王会篇》极具代表性而又常常被忽略,专节论之,其他版本撮为一节。

《王会篇》的“五方格局”观解析

《逸周书王会篇》,多认为作于周初,或即为周公摄政之时,所记盛况可与《尚书周书立政》相比证。《王会篇》所记之事,何秋涛说“其威仪度数可以補《仪礼》《周官》;其国名地名上缀《禹贡》,旁稽《职方》,下可与后世史志相证;其方物皆五方珍奇,足资博览……”。为了讨论的方便,现依参加者的来源、参加者的族群结构、《王会篇》参加者空间布局分列如下。

《王会篇》的参加者,首句云: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职来献。“八方会同”之诸侯,王应麟注为“四方八方四维之国”,何秋涛引《郑笺》以为参加者还包括“国在九州之外”的蕃国,并引《周礼》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正东曰青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推此言之,加西北、西南则为八方”。何秋涛又谓八方诸侯曰:“其所属之夷,《职方》所云四夷,东方也;八蛮,南方也;七闽,东南方也;九貉,东北方也;五戎,西方也;六狄,北方也;此书所载兼及巴濮等地则为西南方;大夏等地则为西北方,故云‘八方会同’也。”也就是说,《王会篇》中的八方诸侯,若划为一个完整的空间图的话,是一个完整的八方之图。

《王会篇》参加者族群结构复杂,可分为如下类型:周王室成员、周诸侯。周王室的成员,主要包括天子、唐叔、荀叔、周公、太公望。其中,孔晁认为唐、荀为国名,为周成王之弟封国;何秋涛以为荀叔为周文王之子,唐叔为周武王之子。

周先代成员,主要包括唐公、虞公,均以为“尧舜之后”。殷公、夏公,殷公为夏之后,孔晁解为“《史记》武王克殷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此事见于《史记·陈杞世家》,何秋涛以为时为公爵,殷公实即杞公;夏公,孔晁和何秋涛均称“宋公”,但未详言。按,《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记,微子为殷帝乙长子,武王克殷时城门受降,“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是时“续殷祀”者先有武庚(禄父),并封其王族箕子于朝鲜,周成王时武庚作乱被杀,后“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按此,夏公即微子。以上四公,是传说时代族群和夏商两代族群的代表,包括了传世文献所见上古时代的上限。

周王族封国成员,主要包括郭叔、应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要服、荒服、伯父、中子。其中,“郭”与“虢”音通,“郭叔”当为“虢叔”,《元和姓纂》云:“郭,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于虢,或曰郭公,因以为氏。”应侯,孔晃解为成王弟。曹叔,孔晃解为武王弟。伯舅、中舅,孔晃解为成王之舅。以上三(类)人皆无异解。比服、要服、荒服、伯父、中子,均解为同姓诸侯,有卫镇蛮夷的功能,但与蛮夷族系无关。

“四夷”成员,为数较多,又多有歧义,分列如下:

祝淮氏、荣氏。原句为“为诸侯之有疾病者阼阶之南,祝淮氏荣氏次之,珪瓒次之,皆西面弥宗之旁”,孔晁解“祝淮氏荣氏”为“淮、荣二祝之氏也”,王应麟补注曰“祝主祭之瓒”,均将“祝淮氏荣氏”解为祭师之类的人物;何秋涛解“祝淮氏荣氏”为“按《元和姓纂》皆淮夷,周有淮夷小国。……荣,国名,周同姓诸侯,为王卿士,历王时有荣夷”。何秋涛所说“历王时有荣夷”,《墨子·所染》的“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谓周历王残暴如同荣夷,“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珪瓒,也可作“圭瓒”,为盛物礼器,与祭祀之类无关,考虑到后又有“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祝淮氏荣氏”解为二夷氏为妥。

位于东方者如下:

稷慎,即后世文献所称之“肃慎”,地在东北。秽人,为东夷,地在渤海北。良夷,为东夷,在东北。扬州,何秋涛注为在今朝鲜国之夷。解,何秋涛注为“东北隅”之国。发人,地在东北。俞人,为东北夷,地在东北;何秋涛以为或即《山海经·海内北经》之“倭人”国;刘师培以为俞通“渝”,即“渝水”地之国名,在《汉书·地理志》辽西郡地。青邱,国在东方海中。周头,孔晃解为“海东夷”;何秋涛以为“周头”又称“周饶”,“周饶”又通“焦侥”,即《山海经》中的周饶国,焦侥国,均为“人小”之国,一在东北海东,一在西南,“周头”为海东之国。黑齿,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和《山海经·大荒东经》,为东夷,孔晃归为“东南夷”。

白民,叙于东方之群,孔晃归为“东南夷”,何秋涛以为地望不确。《山海经·海外西经》和《山海经·大荒东经》均有白民国,《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白民国“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王会篇》谓“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又,《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白民国在稷慎之后,此又同于《淮南子·坠形训》“凡海外三十五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的记载,而《山海经·大荒东经》只有“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的记载,与《王会篇》的记载很不相符。但何秋涛以为,此白民可能与《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所记东夷群体中的“裸国、黑齿国”

有关,“裸”乃是《博物志》所记“野女”,“其状皛”,而“裸国”实际上还见于《后汉书·东夷列传》《梁书·诸夷·东夷》《南史·夷貊下》。因《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白民国在秦汉后史书中已不见载,取白民国为东夷集团之说。

东越,均以为在东南。瓯人,均以为在东方。于越,均以为在东南,何秋涛以为地在会稽。姑妹,均以为地在东南。且瓯,均以为地在东南;何秋涛以为“瓯”有三种,正东有东瓯和闽越间之西瓯,正南有骆越之西瓯,前“瓯人”在正东,此“且瓯”在正南。若人,孔晃归为吴越之蛮,何秋涛以为其地在浙江绍兴。海阳,地在楚之东,今江苏苏州。目深,孔晃归为南蛮,何秋涛以为其地在湖南。会稽,族属未言,地在春秋时越地。

位于西方者如下:

义渠,西戎,即秦征伐之义渠。央林,又作“英林”,西戎之国,地在今陕西西南。北唐,西戎之族位于北者,地在山西太原之北;刘师培以为地在今陕西之北、山西之西,故可列于西方。渠叟,又作渠搜,西域之国。楼烦,戎狄之族,地在山西北,刘师培以为当在山西西,其时楼烦地较广。卜庐,孔晃、王应麟以为即《尚书·牧誓》中的西土之国“卜”,何秋涛以为是西域的“戎庐”之国,“戎庐”之国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按后又有“卜人”“濮”之国,则“卜庐”可能为西域之国。另,“卜庐”献“纨牛”,《太平御览·兽部十·牛部上》引《周书·王会》曰:“纨牛者,牛之大者。大夏兹白牛、数楚每牛,牛之小者也”,实指“卜庐”在西域。

区阳,为西夷,地在古荆州,何秋涛以为或即武陵之西。规规,“规”通“邽”,西戎,秦灭后置县,西汉陇西郡上邽县存。西申,献凤凰,均取《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之鸟,因该经长六千五百三十里,在《山海经》中已属较长的山“系”,故西申在西南是可信的;何秋涛以为其地在今陕西安塞县。氐羌,均以为属西戎,在陇西。巴人,均以为即巴国之人,后为秦所灭,地在今湖北西南至重庆一带。方扬,何秋涛以为原本西戎,居敦煌,后南迁,隋唐置符阳县(在清时为四川保宁府地,现四川绵阳、巴中之间),符阳与方扬音通。蜀人,即先秦蜀国之人,地以今天成都平原为中心。

方人,孔晃认为是东夷之一,何秋涛以为即鬼方,其时居于徼外,即荆州、荆蛮之南,此说与鬼方居于晋北的观点相去甚远。按方人献“孔鸟”,《山海经·海内经》单篇有“孔鸟”,但该篇叙事较为散乱,无法考证其地望;如“孔鸟”解为“孔雀”则秦汉史书见载孔雀者仅限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哀牢传》《后汉书西域传》,后世所传如来为孔雀王可能也与族群文化意象有关,方人当在西方无疑,因与汉所称“西南夷”群体在一起叙述,当在西南。

卜人,《王会篇笺释》征引及刘师培皆言即《尚书·牧誓》之“濮”,多注引《左传》之濮,在江汉间,江之北⑥,在今重庆,今多以卜、濮为音互通,引《王会篇笺释》作证。然而《王会篇》前有“卜庐”,后又有《四方令》之“百濮”,似与“卜”“濮”有关者有三。不过,因濮见于所附《四言令》,可能是音通而传本相异,不为证。而按地望,“卜人”与“百濮”相近,与前“卜庐”则相去较远,故《王会篇》中有两类“卜”当是无疑的。夷用,孔晃解为东北夷,何秋涛解为波斯,刘师培以夷用所贡之“鸟木”即“鸟纹木”,“《本草纲目》既以鸟木出海南云南南番,则此文之夷即汉之西南夷”。刘说较为可信。

康人,即隋时康国先人,周时居于祁连山北昭武城。州靡,何秋涛以为可能就是《史记西南夷传》中的靡莫,其贡物费费与《山海经》所记狌狌皆产于西南地区。都郭,贡“狌狌”,故与《山海经》南山首经所记相合,何秋涛以为当为西南夷无疑,在交州西南(清代交州包括越南北、中部和中国广西的一部分)的都昆国(马来半岛古国,又称屈都昆,《汉书》已载);但狌狌见于《山海经·南次一经》首山,因该经尾山已靠“东海”,故一般以为该经在现在境内且在《南山经》中是偏北的位置,都郭可能在今广西或贵州境内。奇干,何秋涛以为或为《山海经海外西经》之奇肱国,又可作为“奇恒”,或与屈原《招魂》之“去君之恒干”有关,其地不详。

位于北方东面者如下:

高夷,均以为即传世文献所见高句丽或高麗,为东北夷。独鹿,孔晃、王应麟皆解为西方之戎,何秋涛以为此处前后均记东北夷,当是东北夷,“独鹿”或即“涿鹿”,汉有涿郡,本文采何秋涛注本。孤竹,均归为东北夷,何秋涛以为地在今北京。不令支,均归为东北夷,似与孤竹有极近的渊源关系,《后汉书·郡国五》谓有令支“有孤竹城”。不屠何,疑与“徒河”有关,徒河为东汉辽东属国县名。东胡、山戎,即秦汉传世文献所记之东胡、山戎,均归为东北夷。

位于北方西面者如下:

般吾,均以为在西北或北狄偏西,何秋涛又以为或即《山海经》中昆吾山所在之民,地在西域,刘师培又解为“昆夷”。屠州,均以为在西北,为北狄之种,何秋涛以为即匈奴“休屠王”之所,地在今甘肃武威县。愚氏,均归为西北之狄,何秋涛以为当即“月氏”,音通,其贡“騊駼”与后《四方令》谓月氏贡騊駼同,可能是传本音转的缘故。大夏,即汉西域大夏国,前引《太平御览“纨牛”之注已提及。犬戎,均归为西戎,后驱周王室迁都者即是。数楚,《山海经·西次二经》东段“数历之山……楚水出焉”之名,地在今陕西陇县。匈奴,即传世文献之匈奴,为北狄之属。

位于南方东面者如下:

权扶,南蛮,何秋涛以为地在漳州,今福建东南部。白州,或作“白洲”,上古可居曰洲,地接前述之白民国。禽人,孔晃归为东南蛮,何秋涛谓为南蛮,其地或在湖南零陵地区。路人,均归为(东)南蛮,有注本以为或为“潞氏”之国,然而春秋时晋所灭潞氏在山西;又,路人所贡之“大竹”当产自南方,故路人必为南蛮之属。另外,《元和姓纂》卷十露姓云:“露伯,夏、殷侯国也,子孙以国为氏焉。露氏谱,越王句践七代孙闽君摇”。《王会》的“路人”,很可能就是“露人”,如此其地在越,或可归为东南夷。

位于南方西面者如下:

长沙,以地为名之国,其名与今长沙相差不大,南蛮之属。鱼腹,此名历代相袭,今为重庆奉节县地。蛮扬,何秋涛以为即吴起为楚收扬越之地,“扬”“越”音通,因九州之制在扬州而称蛮扬,实为越地,南蛮之属。仓吾,亦写作苍梧,《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苍梧之山,帝舜葬于其阳,地在今广西梧州。南人,即南越国,其地当在广西境内,其所献之“眾”多解为“象”。

《四方令》所列诸国,有的较为模糊,现安方向列述如下。

正东之国,有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按《王会篇笺释》诸注,符娄或即《后汉书》之夫馀国,“符”与“夫”音通,与古肃慎之国挹娄相近;仇州,何秋涛以为或即“琉球”,按“水中可居者曰洲”及“仇”通“球”可解;伊虑在汉辽东郡无虑县,“伊虑”与《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中的“医无闾”有音转的关系;沤深,即瓯也,前已述有三地,此为正东之瓯;九夷,东夷、传夷共九种,谓畎夷、干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九夷”也有概指部落众多之意,其地大概在楚之南《战国策·周秦战国策》有“楚苞九夷”之说;十蛮,谓蛮族众多,分布于自会稽以西至儋耳的天竺一带;越沤即瓯;剪发、文身,皆瓯越之民,以其俗谓其名。

正南之国,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瓯邓,王应麟注为瓯骆,何秋涛以为瓯邓仅指西瓯,不包括东瓯,广西西南部至越南占城为其地。桂国,王应麟注为《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载之“桂林八树”之国,即秦所置桂林郡地。损子,《太平御览》作“指子”,何秋涛以为即《山海经》“国”。《山海经海外南经》的叙事顺序,国当在正南。产里,《太平御览》作“陆童”,何秋涛以为与后来的楚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九菌,《山海经》载有菌人、靖人,都是体型小的人,菌人见于《山海经大荒南经》,靖人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九菌当是《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之菌人,按叙事顺序已在东南。

正西之国,有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闟耳、贯胸、雕题、离邱、漆齿。昆仑,此国或山名昆仑历来争议颇多,但位于西北却无异议。狗国,即犬戎类,在甘、陕一带,前已述及。鬼亲,《新唐书·东夷传》记其在“靺鞨东北”,《文献通才·四裔考二十四》有流鬼国在北海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山东九》《资治通鉴·唐纪十一》《通典·边防十六》《册府元龟·帝王部·来远》皆采此说,却不在正西;按前采鬼方则可能在西。枳巳,不详。闟耳,或即聶耳,按意又作“聂耳”,载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在但按《山海经·海外北经》叙事方位则在正北;何秋涛以为当是四川族群自小使用桦皮使耳较大者,按此自在西;离邱,地未详。

贯胸、雕题,何秋涛均引证《山海经》。贯胸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作“贯匈”,按其叙事顺序当在正南;雕题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近桂林,当在西南,《礼记王制》也有“雕题交趾”的记载;漆齿,《淮南子坠形训》《淮南子修务训》《山海经海外东经》《山海经大荒东经》皆记,作“黑齿”,在东。不过,《太平御览·南蛮五》引《南夷志》谓茫蛮部落“或漆齿,衣青布衫”,则见其时或已认识到西南部亦有“黑齿”的习俗或现象存在,谓正西当即指此。至于贯匈国,山东省长清县孝里铺南的孝堂山顶的东汉孝堂山郭氏祠第二层绘刻有贯胸国人、西王母、人身兔首者等,可知贯胸国可能在先秦时为西方部分族群的意象。

正北之国,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韯犁、其龙、东胡。除前已述之外,空同,或即“空桐”,《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而《汉书·郊祀志第五上》记黄帝“上遂郊雍,至陇西,登空桐,幸甘泉。”何秋涛以为以上所记当在西而非北,但按前犬戎、数楚诸国已在北,可知陇西之地实际上成为了北与西的分界点,非刚性的划分是可以将“空桐”划入北方的。

况且,以及大夏、莎车、姑他等国,也不在正北,而是在西北,故将“空桐”划入“正北”无疑义。莎车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无疑义。姑他不详,惟《汉书·匈奴传》所记姑夕王似与之有关,姑夕王为匈奴族之一部。旦略,不知所在。豹胡即北胡,在正北无疑。代翟,或作“戎翟”,《汉书·五行志第七》记籍谈对王曰“晋居深山,戎翟之与邻”,《汉书·匈奴传上》又记“晋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洛之间”,可知戎翟在晋西北,故而列为正北。韯犁,或即“新犁”,“韯”与“新”或“薪”“”音通,《汉书·匈奴传上》记冒顿“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鬲)昆、新犁之国”。其龙或即匈奴龙城之所在。

除以上《王会篇笺释》注解外,刘师培另有如下之说:

“鬼亲枳已”,刘师培以为是四国。鬼,古音“鬼”“夔”“归”通,又言鬼为鬼方之边境,汉置姊归县之所在。亲,古音通“莘”,在今陕西郃阳县。枳,“楚得枳而国亡”之枳。已,“巴”字之讹。此说可备一考,解为西方之国(实均在西南)亦可资说明其时民族地理观,但《四方令》中的国名似全部是二字之名,此一字一名是例外之解。

基于以上考论,《王会篇》的“五方格局”观念至少可以通过场景结构和《四方令》中的地理观念体现出来。于场景结构方面,解析如下:

其一,《王会篇》的范围,首句云:“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职来献。”这里的“八方”,实际上就是“天下”“万邦”或“夏成五服外薄四海”的范围,东尽朝鲜半岛、日本诸岛,北及外蒙古,西至西域(甚至波斯),南达今东南亚北部。

其二,《王会篇》的族群结构,包括三或四个群体,总数在一百左右。

其三,《王会篇》场景具有明显的分层结构,且周王室具有一定统摄权。分层结构,周王室成员为一层,列于坛上;周封国为一层,居内台;后世所称“四夷”为一层,居中台(外台为诸侯休息之所,即爻闾所在)。《四方令》有明确的东南西北“四方”之说,它们与周王至具有一定的统摄关系,如“周公旦主东方所之……”的记载,孔晃又言“太公主西方”。按后世“五方之民”或“多元一体”的说法,《王会篇》场景所见,既有“五方”的观念,又有“多元一体”的观念。

其四,《王会篇》的族群演进关系,既见血缘关系,又见地缘关系。血缘者,邦国林立,是“万邦时代”的真实写照。“邦”,夏曾佑、金景芳、田昌武诸解本,或为一国、一族即一邦,或解为部落,但都认为其时族群与地理的主体格局是“聚族而居”,即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族群关系。但禅让制到世袭制的演变实际上也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关系开始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族群关系演进之时,地缘关系为主的演化奠定于秦汉。

西周王朝属于世袭制是无疑的,故地缘关系在西周时当是能有体现的,《王会篇》的“大一统”观念即是。实际上,《王会篇》的“五方之民”观念没有《礼记·王制》的“五方之民”观念那么强调其“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而是呈现的是一种周王朝恩泽四海的观念,《四方令》所体现的“任土作贡”原则尤其如此,与东汉“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的四夷观念亦有较大区别。

另外,《春秋繁露王道》《史记》《汉书》皆记周武王会“八百诸侯”事,以《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所记最详,其中有师尚父的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后至者斩!”,说明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依靠的不仅是血缘上的部落联盟,更多的是武力,所谓文治武功,多体现的是族群的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

正因有以上场景结构的存在,孔晁、王应麟、何秋涛注本皆尝试将不同族群与“四夷”之名对应起来,特别是何秋涛注本往往依据《王会篇》的言物方位和顺序先予归属,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据,《王会篇》本身强调四方是没有疑问的,是否也强调八方则不明确。在《王会篇》的叙述中,诸族自稷(肃)慎至会稽为一个系列,此系列主要涉及东北夷、东夷;自义渠至奇干为一个系列,主要涉及西戎、西南夷;自高夷至山戎为一个系列,主要涉及东北夷、北狄;自番吾至匈奴为一个系列,主要涉及西北夷、北狄;自权扶至长沙为一个系列,主要是南蛮;自鱼复至南越为一个系列,主要也是南蛮。从这六个系列来看,《王会篇》的诸侯布局存在一条中轴线,应当是场地布置的缘故。

《王会篇笺释》中谓商初诸侯进贡时,商王朝采取了“任土作贡”的原则,见于伊尹所作《四方令》。《四方令》尝试对当时的族群作一依据方位的区分,这是很明确的。更为重要的是,“四方令”这一“令”更显“五方格局论”深刻地左右了周初王室对天下的根本性看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王会篇》是上古时期除《王制篇》外的另一极重要“五方格局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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